1979年12月18日一大早，我所在的海洋二所海洋物理研究室主任陈干城匆匆来到我家，告诉我国家最近要派科技人员去南极考察，经海洋局系统组织内部挑选，选中了我。

　　我跟爱人张美蓉商量了一下，由她替我签下了一张单子，实际上就是“生死状”——其中一条就是，如果遇难，遗体将不会运回。

　　到了北京才知道，这次考察是由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中国派遣两名科学家参加澳方南极科学考察。

　　1980年1月6日，我和中科院的张青松踏上了奔赴南极的征途，历尽艰险，圆满完成了任务，于3月21日回到北京。5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访华时对方毅副总理说，两位中国科学家表现“Excellent”（优秀），已经是“南极人”了，并当场邀请我俩年底再赴南极考察。

　　在首次南极考察中，除了主访凯西站外，我们还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南极局，参观了两者的南极博物馆，收集了有关南极考察的大量参考材料。我们还顺路考察了美国的麦克默多站、新西兰的斯科特站和法国的迪·迪尔维尔站，对南极建筑物、考察队的现场运行、考察队员的衣食住行、安全保障、冰雪世界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络等，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考察。

　　回国后，我们向国家海洋局提交了5万多字的综合考察报告，为我国组织南极考察、派出首次南极考察队和建立南极考察站的计划制定打下了基础。接着，海洋二所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分别组织课题研究组，出版了各自主编的《南极科学考察论文集》，这也是我国科学家对南极科学的首次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