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浙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新时期伊始，叶文玲的《心香》就超越了对“文革”伤痕的控诉，直接抒写了一曲“爱与美”的纯情之歌；而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在全国文化寻根小说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余华的先锋小说创作在全国也是开风气之先。但总的来说，与浙江现代文学以及同时期的文学“陕军”和“鲁军”相比，新时期浙江文学都显得贫瘠一些。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文学界针对振兴浙江文学进行了一次大讨论。

　　这次重振“文学浙军”大讨论的直接影响就是浙江作家协会在制度层面上保障浙江文学的良性发展。浙江作家协会制定了相应的文学政策，主要包括精品工程的实施战略和文学人才的培养战略，给浙江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繁荣和发展，矛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在这之后都有所斩获，从而带来了直接的文学效应。

　　1998年启动的“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和随后运作的“文学解读浙江创作工程”是浙江作协实施精品战略的具体内容。其主旨在于扶植浙江现实主义题材，使得文学创作能更多地反映浙江精神，表现本土现实，写出浙江风韵。实施11年来，成绩喜人。如黄亚洲的《日出东方》获得2002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前2部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日出东方》、《南方有嘉木》、《天下粮仓》被改编为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人才培养战略则在于培养新人，“浙江青年文学之星”的评选是其重要举措。这是浙江省青年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一年评选一次，已经坚持了11年。通过这个奖项评选出来的新星后来都成为了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家、评论家。

　　重振“文学浙军”口号的提出，同新时期浙江文学的繁荣发展便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时隔15年以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场空前的大讨论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口号的提出，使得浙江作家从此具有了一种集体意识：浙江文学的繁荣与他们息息相关，作家与浙江文学荣辱与共。这样就无形中增强了他们心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口号的提出，恰恰使得浙籍作家们拥有了思考的氛围和契机。吴越文化可能没有文学重镇鲁地陕地那样的粗犷雄迈，的确多了几分胭脂气息，可是，如果同地域相近的江苏、上海相比，这样的理由显然是空乏无力的。要振兴浙江文学就需要振兴吴越文化，这也是浙江文学有别于它省文学创作的醒目标志。

　　要振兴浙江文学，尤其要弘扬浙江本土文化。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会有意无意地打上故土的烙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高密”情结，苏童的“枫杨树”记忆等等，这一点，浙江当代作家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像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便是典型的吴越文化的结晶。至于2006年《江南》发起的“新乡土叙事”的倡议，更是体现了浙江本土文化工作者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