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网络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从而显示了令人吃惊的巨大影响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2.98亿网民以及1.17亿手机网民，网络新闻用户达到了2.34亿人。

　　显然，网络成为很多人观看社会、想象政治的重要媒介。“网民”这个词，也几乎变成了“民意”的最重要的体现者。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把网络舆情当成社会调查和政策实施的依据。似乎跟着网络舆情走，就肯定是顺乎民心、体贴民生的。但我们也应辩证看待这一现象。即使是上网的人群中，还有一大部分用户只是在浏览网页、玩游戏、聊天等等。愿意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参与政治的族群，集中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收入相对稳定、年龄较大的人群之中。

　　在这里，用“网民”来察看“民意”，这个民意并不完全可靠。网民的社会构成具有的单一性特征，决定了网民的“民意”往往是一边倒的或者利益倾向性较为单一的，其他社会族群则变成了“网络沉默者”。

　　“网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即时交往性”。起哄与围观，成为网络舆情中的杂音异符。人们总是相信，网络发言者因为摆脱了社会权利体制的管制或限制，而可以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所以，网络舆情就总是可靠的、可信的。事实上，网络舆情因为寄生在网络这个平台上面，它的可靠性常常只是一种幻觉。

　　同时，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网络舆情看似丰富多姿、多元开放，但是又宿命地处在“口香糖思想”之中：总是经过别人嚼过的思想，最能够成为大众的思想。

　　美国学者彼特·鲁塞尔（Peter Russell）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叫做《全球脑》（The Global Brain）的著作。在这本书里面，他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全球的人们因为网络的使用而最终共同拥有一个大脑——全球脑。这就是说，电脑和网络存储的信息与知识将影响人类的智力，也最终影响人们的体验。无论是“艳照门”事件还是“周老虎”事件，都显现了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我们共同关注网络的信息，也就共同成为这个信息的智力奴隶。

　　网络知识的“传染性”大于“真理性”，网络舆情的“娱乐化”大于“社会化”。如果一味相信网络舆情，我觉得，不仅不能带来执政公信力的提升，反而会被误导，会丧失接触真实社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