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不少人认为美国好不了，中国也不可能好，因为中国过剩的产能没有地方消化，中国经济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但我认为，中国是外向型经济，中国经济与国际周期具有同步性；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减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地靠城市化带动，所以中国经济最有可能率先复苏。

　　中国宏观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经济增长性质

　　经济界对中国2009年GDP增长的预测分歧非常大。最低的预测为5%（英国皇家银行），世界银行下调到6.7%；一些学者和机构则认为中国经济应该能保持在“七到八”；还有一些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在9%以上，甚至高到两位数，会再次过热等。

　　我们无法评价这些预测数据是否正确，但可以讨论预测数据背后隐含的逻辑。2009年国际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全面进入衰退，中国经济也难独善其身，加上国内的调整因素已经形成了经济快速下滑的趋势。遏制这一趋势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行积极的宏观政策，它的能否有效成了经济学界争论和预测分歧的核心。

　　宏观政策有效性取决于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性质。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完全依赖外部市场，符合一个小国模型，则宏观政策就是无效的；如果中国仍是一个开放度不高的国家，外部也不会有多大的冲击，可能继续过热。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后的外部经济依赖实质上是减弱的，而更多地靠城市化带动。

　　只有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性质，才能理解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有效性，进而保证短期激励与可持续的一致性，使宏观政策的“积极”更有目的和效率。

　　中国50%左右的贸易顺差具有金融特性　　

　　从ＧＤＰ总量角度看，大量研究中国的数据都是分析一个简单的数字即中国进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认为该指标过高，和依赖贸易的小国更接近，而不是大国的情形，加上人民币非国际化，非常接近开放中的小国模型。

　　然而，中国顺差的变动路径显示，中国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依赖逐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在1994～1998年人民币超贬后快速增长，而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趋于平稳增长，到了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前后，顺差开始激增，此后迅速翻倍。中国采取了浮动汇率，人民币升值自此一路上升，对主要贸易顺差国都是升值的。然而，这不但没有对贸易顺差产生抑制作用，反而顺差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这是有悖经济学逻辑的。

　　对这一现象，国外媒体和国内学者都进行了分析，认为50%~70％的贸易顺差与金融套利资金有关，不是贸易竞争力提高导致的。

　　我们运用结构突变模型，按季度模拟了正常贸易—技术结构条件下的贸易顺差值与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结构突变下的实际值的差距，得出49%的顺差是无法用技术—贸易的常规增长条件解释的，可视为其中有大量的顺差是套利而来的钱。这验证了中国贸易顺差具有很强的金融因素，而且幅度巨大。

　　外贸对经济的贡献降到5%～10%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是不平衡的，处于长期逆差，而且外贸的带动非常弱，直到1994年人民币超贬后，贸易顺差大幅度激增，对外贸易全面带动经济。1994～2000年尽管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其对经济的带动依然高达15.7%，外部带动非常明显。1997年44%的GDP增长靠外需，依赖度非常高。

　　而看新世纪以来的情况，“十五”期间2001～2004年外贸对经济的贡献大幅度下降，年均贡献降至3.6%，没有哪个年份外贸的带动能超过8%，中国经济基本靠内需。2005年人民币升值，中国贸易顺差不但没有按预期削减，反而大幅度提高，达到了20%上下，但正像我们计算的那样，2005年以来的顺差包括大量的金融现象，而不完全是贸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因此我国经济对外部的依赖也就没有如此严重。如果不是升值引起的结构性变动，新世纪以来国际的带动也就在5%～10%，这样推算下来，当前外部需求下降对经济减速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只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大量为套利而来的特殊“顺差”引起了中国经济看似严重的外部依赖。

　　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在下降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了开放进程，技术进步处于以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并进行模仿作为推动技术进步主要形式的阶段，是典型的“干中学”的技术进步路线。引进技术设备直接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一个全新的周期。我们分析了基于1995～2006年的时间段来考虑R&D占GDP的比重与同期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2000年后它们之间从过去的不相关，提高到了现在的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973，机器设备引进的推动则为不相关，说明我国基本上已进入以自主研发为主来推动技术进步的增长阶段。

　　外资占全部投资额的比重降到4%以下

　　1994～1998年期间是中国出口导向的最重要的转折时期，外资大规模涌入中国，国际产业向国内转移，特别是港台投资。从投资来源可以看出，利用外资占全部投资额平均10%的水平。如果加上自筹中很多与港台资金相关，这一比重就更高了，可能高达30%。而到了新世纪只有4%略高的水平，“十一五”期间降到了4%以下。中国资本对外依赖也逐步下降。

　　就业和资源对外依赖性加强

　　中国的就业对外依赖依然很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就业格局基本上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就业占很大比重，而后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缩减就业人员，每年递减，不论经济好与坏。我们看到，劳动力方面，国内依然对外部需求很大，这次金融危机更加剧了就业的压力，特别是农民工和新增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非常严峻。此外，资源依赖程度上升很快，这与中国经济的生产方式高度相关，高耗能、原材料与高排放的粗放式生产模式导致了中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对外需求依赖加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中国经济与国际周期产生同步性

　　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经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放的步伐没有停顿，因此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也非常明显。

　　美国2008年10月以来的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最大的冲击来自于大宗商品价格的直接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在短短两个月内下跌均超过了50%，石油下跌了70%，而中国近年来对外部原材料的需求依赖增加。在价格突然暴跌的冲击下，国内企业短期内“无法定价”，对购入和卖出产品的定价完全混乱，导致维持或停产、停购现象。价格下跌是部分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首要原因，而后才是实质上的外需订单下降等引起的出口部门中长期的衰退。

　　除了价格冲击外，中国与国际周期具有了同步性特征。2007年美国经济达到了顶峰，中国也在同年经济过热，GDP增长高达13%，而通货膨胀第四季度达到6%，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所以2008年在遭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已经要进行自我调整了。2009年中国经济既要继续自我结构的调整，又要抵御外部冲击，这是很大的挑战。今年要寻求一个短期激励与长期可持续的相结合的新路子，才能在重振内需的同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面对外部冲击，坚定不移地要保住增长，必须稳定外需，扩大内需。中国经济每一次调整，均有“改革资产”相配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有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视察重要讲话，对外开放，宏观框架改革如分税制、银行法、取消价格双轨制、土地要素从无价变有价等改革，经济走入正轨。1998年的调整也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支撑，比如加入WTO，取消福利住房，银行坏账、撇账和上市，启动消费信贷等措施，启动了城市化和国际化双驱动的发展。每次改革都极大地促进了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次除了积极财政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激励以外，还要靠改革的深化。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增长主要是靠城市化带动的。中国这次受到外部的冲击，扩大内需的核心问题就是能够有效地使城市化继续发展。再启动城市化，同时降低城市化成本，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城市化发展的同时还能降低资产价格，如果资产价格长期高估的话，中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很难完成。国家主动选择城市化发展模式是通过保障性住房的大发展，借这次外部冲击来抑制资产价格，保持中国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并促进工业化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才有可能将短期激励转化为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