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既然硬着头皮也注定要分开，那么什么时候进行文理分科最能扬长避短？

　　刘：这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制宜，并不存在普遍通用的结论。说句笑话，如果一个人的自然寿命是无穷的，享有的教育成本也是无限的，他最好永远不要被逼分科，以免分割和局促自己的人格。马克思就做过这样的梦，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憧憬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

　　公道地说，即使这种理想不能实现，仍然不失为伟大的理想。其实，也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我才撰文呼吁过，希望能在最好的综合性大学里，让新生先度过一个预科阶段，也就是说，不光不要在高中阶段分科，就连在大学阶段也暂时不要分科。

　　记：据我所知，尽管不见得很成功，但北大元培学院的初衷，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不过，就中国的特定国情而言，北大的很多举措并没有普遍参照意义，由此对于一般的大学来说，究竟应当怎样具体应对呢？

　　刘：应当视各种条件而制宜，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虽然不能提供普适的现成答案，却可以提供基本的思想原则，那就是无论对于个人、家庭还是教育机构而言，都必须尽量拓宽选择的范围，以便用多样性来应对复杂性。

　　具体来说，对于一个个人而言，如果你能坚持得下来，最好就在学府里多待几年，而且多转几个学科，就像当年到国外游学的陈寅恪、朱光潜那样。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如果它能付得起相应的成本，就不要强迫孩子尽早定下专业，和尽快毕业去赚钱。一个学校也是如此，如果它能有足够的条件和声誉，主要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和领袖人物，也就要为同学们的知识金字塔，设计出更加宽阔牢靠的底座。尽管这样做会耗费更多的成本，但只有等未来的领袖人物上岗以后，才会以他们的眼界、心胸和追求来证明，其自幼打下的相对坚实的童子功，也许是全社会花得最值的教育投资。

　　记：但对于全社会而言，毕竟不可能为此无限透支吧？

　　刘：也正因为这样，对于教育体制的设计，就更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当年一刀切地要求文理分科，和现在又似乎要一锅煮地取消这种分科，是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说得不客气，如果你自己缺乏相应的创新智慧，为什么还不放开别人的手脚，多给民间一些办学的自主性，也多给学生一些尝试才能的选项——比如借鉴德国的某些做法，这一边是较晚分科的升学序列，从高级中学到综合大学，那一边则是较早分科的序列，从普通中学到高等技术学校。

　　记：说到教育体制的多样性，我发现，眼下论辩双方都喜欢引用国外经验，比如美国不分科、法国分文、理、经济三科、日本和俄罗斯在高二分科等。这一方面当然是有益的参考，但另一方面是否也存在误区？当我们对各式各样的国情，甚至教学内容、方法都并不能一一辨析时，空谈形式上的同与异，有何意义？

　　刘：由此就看出所谓意见和论证的分别了！意见可以纷纷攘攘、炫人耳目，却只能浮泛于表面，而只有理性的论证，才能凭借着深思的力量，探入到问题的内部，寻找到整一的逻辑。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教育，也有历史渊源和路径依赖，也有特别的优势所在，和特别的为难之处，因而也会继续调适和改革，也会不断寻找那个原本就很难把握的最佳点。只有能对这一切全都有所把握，还能体会其中的甘苦与得失，才能发现其中的一贯之道，而不会像现在这样，简直是闯到了眼花缭乱的成衣店里，弄不清到底哪一款适合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