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弹指一挥间。

　　对于德清县钟管镇青墩村和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来说，30年的变化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眼前一帧一帧地掠过，“梦幻”而真实。

　　掰着指头，说起往事，村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把目光的焦点拉得很远很远，不由地发出一句感叹：“那真是太不一样啦！”

　　他们说的“太不一样”，不仅仅是日渐富足的物质生活，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还包括一种叫做“民主”的“感觉”。

　　如同浙江其他3万多个行政村一样，30年来农村党建工作的进展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实践，在青墩村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朴实而深刻。

　　日前，本报记者来到这个浙北小村落，和两代村党支部书记聊起这一段不曾遗忘的时光。

　　【青墩村名片】面积约3.3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428.4亩。全村共有14个村民小组，380户，总人口1516人，现有党员45名。近年来，青墩村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2007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64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11420元，位居全县前列。

　　除了经济建设，青墩村在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03年被评为浙江省全面小康示范村、湖州市文明村、德清县农村基层组织“先锋工程”创建村；2004年被评为省级文明村、省级卫生村、省级绿化示范村；2005年被评为市级生态村、市级科普示范村；2006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人物档案】王阿火：60岁，前任村干部。1976年任生产队长，1980年任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1990年担任村支部书记，1991年后不再担任村干部。

　　吴金泉：48岁，现任村干部。1982年参军，1987年回乡。1991年当选村委会主任，2002年担任村支部书记至今。

　　郑其良：37岁，现任钟管镇党委书记。

　　关键词：选举

　　村干部由任命到选举

　　王阿火：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那一年，我28岁。因为我平时干活努力、做事认真，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任命我当生产队队长。4年后，大队支书被提拔到公社任职。临走前，他又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当大队长，我答应了。当年我就担任青墩大队的代理大队长。过了1年，被正式任命为大队长。我感觉，那个时候，生产大队干部，主要是由上级来任命的。虽然当时也逐渐有了选举的初级形态，要大家表个态、举个手，但实际上，群众对于大队干部的任免影响并不大，不像今天，村干部谁来当，大家说了算。

　　吴金泉：我是1987年从部队复员回到村里的。那时的村干部，已经通过村民选举产生了。记得我刚回到农村时，乡镇企业非常红火，我先是到乡镇企业上了4年的班。到了1991年下半年，我们村委会主任家里出了点事，没办法继续担任村干部，村里很多人找到了我，希望我能站出来竞聘村委会主任。在大家的鼓励下，我从厂里出来了，结果当年就被选为村委会主任。10多年来，我担任过村委会主任，也当过村党支部书记，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村干部选举方式的改进和完善，要想成为一名村干部“越来越难”。1991年时，村干部的选举还是先由上级党委、政府通过走访、调查初步“圈定”几个候选人，然后再选举；但是，到了2002年就已经变成了“海选”，大家想选谁就选谁。我记得当年经过村民“海选”推荐的村干部人选，就有30多名。而且，我们几个候选人在选举前还要搞一个“竞选承诺”，选上了还要“创业承诺”，贴在村务公开栏里面，让村民来监督，看看我们是不是“选时说一套，选后做一套”。

　　还有我们选村支书，原来选举支部书记只是党员的事情，现在就不一样了，村支书选举前还要先在全体党员和村民中分别进行一轮“推荐”，群众认可度不高的人，就当不了村支书了。

　　郑其良（点评）：青墩村的情况，折射出钟管镇，德清县，乃至全中国农村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党建工作和民主自治发展的历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广西农民自发创建了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经历近30年的风风雨雨和推进创新，村民自治取得了重大进展。村民自治的内容随形势发展不断调整充实，实现形式不断丰富。到目前为止，全国农村普遍完成了6至7届村委会选举，选举逐步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指定到选举、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从间接选举到直接选举的转变。而村支书的产生，以往基本上都是上级党委直接任命或者委派，后来改为党内选举，如今基本上推行“两推一选”、“两推直选”、“无候选人党内直选”等方式，不拘一格选人才，不断拓宽民主渠道，真正选出群众认可度高、党内党外都有威信的“能人型村官”。

　　关键词：账目

　　从“糊涂账”到“明白账”

　　王阿火：我当大队干部时，集体经济还很薄弱。那时，村里的收入和支出是不公布账目的，每年都是要到年终了，会计才把全年的账目给整理出来，算个大概就差不多了，然后一股脑儿塞到编织袋里去，扔到柜子里，村民根本就不知道村里的钱是怎么花的。在那种情况下，干部要做到廉洁，完全靠“个人自觉”。

　　吴金泉：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做到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比如说发展党员，以前基本上是村支书“点兵点将”，现在我们发展党员都要实行票决制，我一个人说了根本不算。这几年还开始实行“村账镇管”，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在村里的公开栏公布一次账目，内容非常详细，包括村“两委”用了多少办公用品，村干部的误工报酬是多少等。所有这些内容，村民随时都可以去查账。去年，我们村搞新农村建设，老的“自然村”要推平，新的“自然村”要浇水泥路、修下水道，这些事情全部都向村民公示。经过党员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先后表决通过，我们又在当地电视台登了广告，进行公开招投标。以前村里修路、建水利工程都是少数村干部说了算，村民糊里糊涂。现在，几万元的工程也要经过党内、党外近十道程序才能施工。我们现在是真正做到了村务信息公开、干部办事透明、村里管理顺畅、群众心里满意。

　　郑其良（点评）：农村村级财务管理既是巩固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更是当前基层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稳定以及党群干群关系。在青墩村村级活动场所的公开栏里，总是贴满了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的公示内容。这里既有村困难户救济情况的名单、村级债务的情况、村民建房审批的情况，也有村级工程项目收入情况和村干部报酬一览表。青墩村的村务、财务公开，被当地群众称为“看得见、看得懂、看得早”。

　　关键词：议事

　　从“一人说了算”到“什么事都不能一人说了算”

　　王阿火：上世纪70年代末，我担任生产队队长。那时，集体经济非常薄弱，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两万元，但那个时候大队干部的权力却非常大。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农村实行集体统一资源、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的“大锅饭”体制，很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那时上级每年都会给大队发些香烟票、缝纫机票、手表票、自行车票和收音机票等，如果有人想结婚、想买缝纫机等，都必须去和大队干部说好话。大队干部想给谁就给谁。除了购买紧俏物资由大队干部说了算，那时候，干部还拥有推荐招工的权力，农民能不能当工人，全凭大队干部说了算。我记得当时钟管镇搬运站要在我们大队招一个工人，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把招工指标给了一个村民，一下子就把他从农民变成了工人、捧起了铁饭碗。事实上那个时候大队有什么大事，大队干部一般都不跟村民商量，基本上都是由我们几个大队干部碰碰，就敲定了。

　　吴金泉：现在，由于基层党组织是坚强的堡垒，村里的民主进程也健康、有序地发展，老百姓也真正当家作主了。我记得1982年我去部队当兵前，村里做什么事情，很少有干部会去听取村民的意见，但当1991年我回村竞选村委会主任时，村民的意见对村里就有了很大的影响。这两年，村里的大事，基本上都是由村民说了算。我们村干部在做事情、做重大的决策时都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其实，从表面看我们村干部的“权力”是小了，但是有了全体村民的支持，我们办事情却容易了。如2007年，青墩村复垦要拆迁138户农民，总投入接近1500万元，我们事前就把拆迁一事交给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表决，尽管任务艰巨，涉及6个村民小组、100多户人家，但由于是“大家决定的事情”，拆迁进行得非常顺利。

　　郑其良（点评：）如今，基层党建加强了，村党支部一班人的素质明显也提高了，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村里的各项制度越来越健全，党员议事会、村务“一事一议”制度、村务大事票决制、民主决策“五步法”、民主恳谈……我省绝大多数农村都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村级组织民主管理制度，保证村级各项工作决策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村民在其中的角色，由以往的“被动接受”变成如今的“参与决策和管理”，这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效的民主管理形式，大大改善了党群关系，让村民真正说得上话、做得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