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一早，天气有些闷。9时30分左右，我开车接两位朋友去参加春晖中学校庆一百周年的庆典，路上我与朋友商量准备下午去酒店看望谢导的事，因为这是我与他在不久前约定的。那次是因为他儿子谢衍去世了，我打电话去安慰他，没想还没等我开口，他却声音沙哑地说：“谢衍去了。”因为感觉到他心情很沉重，我也没敢与他多说话，并问他国庆节回不回上虞，他说国庆节我不来了，春晖校庆时找个地方叙叙吧。这次他从上海回老家，因为他到的那天正好在春晖中学举行我的新作《春晖》一书的首发式，我无法脱身去酒店看望他。于是只好安排在次日参加完校庆典礼后去见他。没想正当我与两位朋友商量着如何约他出来见面时，忽然来了电话，说谢导在医院，于是我急忙调转车头直奔医院。待我气喘吁吁地闯进人民医院四楼会议室时，看到里面坐着一屋子的人，脸色十分凝重。过了一会儿，现场的一位领导沉痛地说：“谢导没了。”

　　谢导以这一种特殊的方式，践诺了他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愿望。这对于逝者来说，未必是一件遗憾的事，但对于我们活着的人，则是无法接受的。他是一个历经坎坷、几乎遭受过人生磨难而屹立不倒的人。年轻时生下的两个只会吃饭不会干活的弱智儿，“文革”中父母在一周内双双自杀，盛年时被剥夺创作的权力，等等，都没有将他击垮。他有一次对我说：“你们都说我很坚强，其实有时候我也很脆弱，我甚至也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舞台姐妹》被批判时，我想到过自杀。父母结束生命后，我也想到过自杀，但看到阿三阿四两个呆儿子傻傻地看着我，看到徐大雯这样弱小和单薄，我的心软了。”他说：“我一走了事很简单，可这一家子的人怎么办，谁来照顾他们呢？”尤其是有一次，他从牛棚被临时放回家里取东西，一进门，发现阿三阿四不见了，于是便四处找，结果在一只垃圾箱旁听到有人哭泣的声音，他便将垃圾箱盖掀开，发现阿三阿四正蜷缩在里面，嘴上被人塞着腐臭的菜皮，阿三的脖子上还挂着一块“我是牛鬼蛇神”的纸牌子……“那一次我哭了，”谢晋坦诚说：“我把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我想忍住眼泪，我不想在孩子们面前和越来越多的围观的人面前落泪，可是我忍不住。”而从这一次事件后，谢晋便再也未萌生过自杀的念头了。他对我说：“我已经对不起这两个孩子了，他们是我带来这个世上的，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却带给了他们那么多痛苦，我要好好地善待他们。”

　　然而天命难违，这个在摄影机旁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刚强汉子，却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人生的磨难。先是阿三去世，那次他正好在韩国参加一个会议，得知阿三病危的消息后，他立即中断会议，搭机返国，然后直接从机场赶到医院。阿三还在等他，只是嘴巴张着，已说不出话来。看到父亲来了，他缓缓转过头来，盯着父亲的脸不放。然后便慢慢闭上眼睛，安然走了。谢晋那次像小孩子一样地大声哭了，边哭边为阿三刮着胡子。一个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后来告诉我，他跟随谢晋多年，从未见过他这样放声地哭过。这使得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同时也都禁不住流下泪来。

　　阿三过世以后，我曾专程去上海看望谢晋。那个晚上，谢晋喝了不少的酒，也说了很多的话，他老是谈阿三，说阿三死后，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厚厚的一叠明信片，是他远在美国探亲的妈妈和正在读书的哥哥寄给他的。阿三收到明信片后，总会在每张明信片的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上：妈妈。哥哥。这是阿三唯一认识和会写的字，我发现谢晋说到这里，本来已举在唇边的酒杯便停住了，我于是将话岔开，和他谈家乡一些开心的事，没料谈了一会，他又会扯到阿三身上来。饭后我送谢导回家，我本来想打的送他，可他却说，还是走走吧，于是我便陪着他走，在恍惚不定的路灯下，我们边走边聊。我发现阿三的离去，对谢晋打击很大。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从不轻易流露伤感的人，他那棱角分明的嘴，似乎永远都是以一种乐观的姿势咧开着。但是这一次却不同，他老是紧闭着嘴唇，脸上充满着伤感和哀容，尤其是那双因拍片而曾踏遍过千山万水的长而结实的腿，在走路时竟也有些蹒跚。

　　对此我曾在一个无人的场合提醒过谢导，我希望他多保重。我不敢说更多，因为他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他认为自己还年轻，并且对自己的健康充满着乐观和信心。由此他总是喝大碗的酒和吃大块的肉，还有连年轻人也吃不消的熬夜。然而，顽强的生命有时也是很脆弱的，一次不经意的绊倒终于将他击倒了。他得了小中风。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我见到了这个自认为什么磨难也打不倒的人，他躺在病床上，见到我后竟像孩子一般地笑起来，开玩笑说：“现在我终于有时间好好休息了。”可是护士此前已经告诉我，他偷偷藏在枕头底下的那本电影剧本修改稿，刚刚被发现，已经锁进抽屉了。

　　也许，这次小中风给了谢晋一定的警示和提醒 ，他终于第一次在我面前承认起他老来：“哎，老了！”他推了推那副褐色边框的眼镜说：“不过比起住在我隔壁病房的巴金老来说，我还算是个年轻人。”他说这话时脸上泛现着红晕，他甚至还与我探讨起自己的归宿。他说，他以后最理想的归宿是像黑泽明一样，倒在摄影机旁边。“你不会死。”我说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话，他一听便笑起来。说：“谁都得死，你，我，所有的人，不过我暂时还不会死，因为我还有好几部片子没有拍。”

　　他说这话是认真的，因为在他的计划中，他确有好些片子要拍摄，虽然他的脚步踉跄了，耳朵也聋了，眼也昏花了，可他的心是年轻的，热血还在他的脉管里奔突和燃烧。什么《江湖祭》，什么《桥魂》，什么《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等。然而他老了，真的老了，在台湾那次演出时在台上摔下来，缝了几十针，给了他一次警示。但他并未把这种警示真正放到心里去，他依然像十年前的谢晋那样不断地奔波，即便每次回老家休息时也总会在包里取出一大叠剧本，然后重重地放到茶几上。他有时会拿出其中的一本给你看，你会发现在剧本的空白处，已被他写了密密麻麻的眉批了。

　　然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挽起袖子准备大干时，厄运再次缠上了这个命运多舛的老人。他最负期望和承担着家庭重托的爱子谢衍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残酷的现实把谢晋真正击垮了，他无法面对这个现实，可他又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他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许多人去看他，可又不敢去惊动他，只好悄悄地去，悄悄地回，因为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去安慰他吗，似乎没必要，因为面对这种现实，任何安慰都是苍白的。

　　谢晋在一般人认为无法承受的哀伤中再次踉跄着站立了起来。从而证实了他是一个任何残酷的命运都击不垮的人。他那苍老而苍白的脸上，似乎又露出了笑容，尽管这笑容显得有些勉强，但它却象征着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对命运的不屈以及对生活的自信和信心。于是他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在故乡母亲的怀抱里，他想好好休息一下，因为他感到有些累了，真的有些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