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生和其妻子都是残疾人，也是低保户。但因他生在城西村，不仅看病能够报销40%，加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3%的报销额度，门诊报销额度超过了一半。

　　更由于他的特殊情况，村里的四名医生去他家上门诊治，从来不收四五元的上门服务费。

　　这些来自村里的福利，王福生们已经享受了38年。

　　1967年，沈根观成为城西村的赤脚医生。1969年开始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并在村里成立了卫生室，沈根观于是成为其中的一员，开始拿工分上班。

　　据沈根观的回忆，那时在村里的合作医疗资金中，村民每年交3元，村集体配套2元。看病也有报销比例，病越严重，报销比例就越高。但医药费在1元以下的，可以“拿药就走”，个人不用付钱。

　　如果得了大病，则凭村卫生室的“特约单”，到大医院去治，也不用付钱，医院凭“特约单”到村里兑换现金。到了村里年终结算时，根据“特约单”上的金额，70%由村里负担，30%从村民的年终结算中扣除。

　　沈根观说，这种做法让村民都能看得起病，甚至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看病不要钱，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部分是直接从自己的年终分红中扣除的，其他部分也是从集体的“大饼”中报销的，这个“大饼”本来就是村民集体的。

　　其他没有资金来源的乡村卫生机构只能走上自负盈亏之路，逐渐开始追求利润。

　　但城西村是个例外。从1976年起，城西村就办起了村办企业。雄厚的财力基础，让当时的村委会觉得作为一项公共福利，农村卫生室应该继续保持公共服务职能。不过，沈根观改变了拿工分的分配方式，而改拿工资了。

　　而且，虽然说是合作医疗，其实此时更像是公费医疗。因为合作医疗的资金远远不够，药品全部由村集体经济的利润填补，带有财政投入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