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用药量与乡村医生的工资奖金挂钩，城西村也动了不少脑筋。

　　“如果用药量与医生收入挂钩，医生们拼命开大处方，拼命挂盐水，确实可以多拿钱。但这个时候，医生就是商人了。”沈根观说。

　　作为卫生站的负责人，沈根观用自己“独特的优势”化解了这一问题。在城西卫生站，沈根观的业务量最大，他主张大家把卫生站分给每个人的钱重新归并一处，然后平均分配。

　　“这样，我就吃点亏，但能阻止医生可能为了图提高奖金工资而开大处方，还能鼓励医生的积极性。城西卫生站一直能做下来，还做得这么好，就是不让医生变成商人，医生就是医生，只对医术和患者负责。”沈根观说。

　　沈根观反对在医疗领域讲究医生报酬与用药量挂钩，要讲究的是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尽量用便宜药。“一般人都要挣钱，我们就无所谓了，可以做真正的医生。”

　　虽然没有“发财”，沈根观收获的却是荣誉。他曾经获得过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当选过人大代表和党代表。“领导人都接见过，我选人大代表的选票数比书记都高。”沈根观说。

　　城西村卫生站只有一台空调，安装在输液室。“诊疗室和其他地方都没有，病人总是第一位的，我们有时热得不行了，就跑到输液室去躲一躲，那里冬暖夏凉。”沈根观说。

　　但医生们的待遇还是提高了。去年，沈根观从村里拿到的年薪是1.5万元，为历年最高，而今年他的月薪都在2000元左右。

　　当然，与那些已经发了财的其他医生们相比，沈根观们仍然是贫困的。沈根观说，他自己也想过开药店，但后来想想，村里有卫生站，可以免费拿药，开在村里肯定没生意，何况，这也不符合他的心意。

　　但医生们并非没有压力。作为本村的“乡里乡亲”，医生的医术和服务态度，足够影响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沈根观不断提及此事，认为医生的地位，全部有赖于作为医生这个职业的尊严。

　　而职业的尊严，使得医生既无畏于金钱，制度的规定也使得他们无惧于权力。

　　“只要村民没有强烈反映，村委会不会动一个医生，除非他自己想离开，村委会的人和卫生站不发生利益联系。”王建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