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28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蒋建森说，法律顾问“提高了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了我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从资料来看，这不仅是一项针对农村的法律服务，更是对农村基层组织的一次普法教育和一项法制约束手段。”浙江大学博士苏振华说。

　　苏振华说，相对于村民代表会议、上级行政机关等体制内的系统性监督来说，法律顾问完全是来自外部的第三方监督，它与本地利益没有任何关联。毕竟，任何违法乱纪者，要么是不懂法，要么也是偷偷摸摸，公开的乱法者毕竟是少数。律师的审查，给内部监督部门帮了大忙。

　　而在张祥明看来，根据律师的意见办事，意味着“村里的举措获得了法律授权，我们也是在依法办事，而不是根据哪个人的意见或者利益。律师说的肯定是正确理解的法律，光人们天天宣传法律没有用，律师解释一个案例，比得上一年普法成果。”

　　蒋建森对这个举措寄予很大希望，除了以上目标，他还希望法律顾问要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服务。“当前，因利益调整而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些涉农的群体性事件诱因简单，突发性增强。一些农民不信司法信上访，法律顾问在办理此类事件时，要加强引导和疏导，让农民朋友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自己的诉求，维护社会的稳定。”

　　苏振华说，根据以往的经验，确如蒋建森所说，农村的群体性事情几乎都因小事触发。在此矛盾积累过程中，地方往往有掩盖矛盾或者强行平息的习惯，而这会导致更大的矛盾发生。律师没有政绩追求，他有动力及时介入，鼓励各方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无疑有利于社会稳定。

　　叶国良说，在这个设想出台后，他们就估计过几个结果，比如律师形象的整体改善，村干部提高行政和服务能力等。现在看来，律师在形象之外还获得了道义和信任，村干部也收获了公平和廉明形象。

　　但在实际处理农村事务上，村民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更加相信律师的说法，这对村干部来说，也许是一个挑战。

　　肖海林说，经常有县里的村民到他那里核实村干部某项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相对于向上级机关请求解释的艰难，律师当场可以答复，使得村民在处理争议事件时更加看重法律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