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也是公正公平处理的，但他就是不相信，律师说了他就信了。”张祥明说，“这不仅是城西村的无奈。但是，只要问题解决了，大家心平气顺，我也乐得清闲，所以我们村最早聘请法律顾问，一直坚持到现在。”

　　肖海林将法律顾问在农村的成功归结于“中立的力量”。行政不能中立，就不会让民众产生信任感。而律师是外来的，相对超脱于当地的熟人情面和利益，这是律师很快取得民众信任的主要原因。

　　“在司法领域中有回避制度，但在一般的行政事件中没有此类规定。由于乡村是个熟人社会，大家有事都是找熟人帮助，如果争执的一方有官场关系而另一方没有或者无力对抗，往往会影响到事件的处理。大家有时要找律师验证一下基层组织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正是出于对这种熟人社会的怀疑。如果在行政事件中也采用回避制度，可能就不会有这种疑问了。”肖海林说。

　　“像城西村重新承包水泥厂厂房问题，由于村委会已经成为矛盾的一方，无法成为相对超脱的第三方作为协调力量，这个时候，只有与村委会没有上下级关系、更与当事各方没有具体利益牵扯的方面，才能成为有公信力的调解者。”肖海林说。

　　肖海林第一次与城西村接触，是为村里代理一起经济纠纷。在包括水泥厂在内的事件中，他都亲自参与。

　　“作为律师来说，我们当然不希望总是参与这种事情，作中立的第三方，本来是法官的角色，律师只做一方的代理。”肖海林说，之所以把律师进村定位为顾问，而不是正式的力量，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法律所拥有的只是能够正确解释法律的能力资源，这种资源是道义性的而非法律性的。归根结底，村里的事还得村民和村干部合力解决。

　　实际上，肖海林结对的城西村已经很少发生需要他亲自参与的事件了。“领导懂法、依法了，民众当然也就懂事依法了。因为法律本身是弱者最后的救济渠道，相比强势者来说，弱者对法律的研究和依靠感觉更强。从我处理基层矛盾的经验看，多是干部不懂法而老百姓懂法却无力依法维权。”

　　“而在城西村，经过这么多法律示范，村里已经能够根据法律处理事件了，法律顾问自然就闲了下来，只有碰到不明白的，他们才来咨询一下。”肖海林说。

　　肖海林说，由于文化水平和传统习惯影响，“判例”在农村的影响力远大于法律条文。一旦村干部一件事处理不公或者违反法律，以后就很难做了。而一旦一件事开了个坏头，以后类似的事件就很难再处理。

　　同样，律师们在村里处理问题形成的那些“判例”，已经成为村干部和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人家凭什么听律师的规范？就是因为律师是中立的，经受得住人心和法律的考验。”叶国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