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新闻媒体和有关当局对赵承熙的描述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孤独”。

　　心理学家多萝西·罗韦说，这些“与社会脱节”的孤独者可能选择极端的表达方式。她认为，预防校园枪击案不能单纯靠加强枪支管制，美国社会需要“扪心自问，为什么年轻人的一些基本的情感需求在这个社会得不到满足”。

　　心理学家认为，行为如此极端的人往往经历过不少拒绝、损失或侮辱，但只要有亲人或朋友的支持，有这些经历的人往往不会选择毁灭。

　　《泰晤士报》援引心理学家塔尼娅·拜伦的话说：“如果这些经历没有得到安抚，脆弱程度一再加剧，就可能有灾难性的事情发生。”她说，一些感到极度自卑的人可能会从能致人死命的武器上获得满足感，因为生杀予夺的权力让他们“克服”了自卑。

　　也有心理学家认为，美国社会其实十分讲求“合群性”，“不合群”的年轻人往往遇到很多困难。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的两名凶犯就是经常遭到同龄人欺辱的“不合群”者。而在学校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这种感觉可能被放大。

　　赵承熙案以一种极端方式触动了美国社会的一些问题，比如枪支控制、移民融合、校园安全、精神健康法等。教育工作者１８日说，美国大学在处理存在心理或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上，必须做出更艰难的平衡。

　　路透社援引教育管理人员的话说，最近几年，美国校园内关于精神障碍学生的案例越来越多，但是，如何处理那些对其他人有潜在危险的精神障碍学生，学校却受制于有关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条款。同样，根据美国的精神健康法案，精神健康专家和医学教授也有义务不得透露学生这方面的具体状况。

　　冯武勇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