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去年9月8日午后,北京阳光灿烂,当我敲开夏衍的儿子沈旦华先生寓所的门时,迎来的是他和妻子热情的笑脸。
早在中学时代,“夏衍”这个名字是与语文课本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记录了一群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纱厂受着非人压榨的女工。我对夏衍的了解,也只是局限于教科书和文学史所记载的一鳞半爪——知道夏衍生于1900年10月,原名沈乃熙,杭州人;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近年来,我在研究德清历史文化名人的过程中发现夏衍非同一般的故乡情缘。
在沈旦华先生的寓所,我们一起聊他父亲的往事。沈旦华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回忆起父亲和母亲的人生经历,他不无自豪和钦佩。
夏衍的母亲徐绣笙,出生于德清县乾元镇的名门望族。夏衍三岁那年,他的父亲沈学诗就患中风去世。此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为了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徐绣笙只得把长子沈乃雍送到德清城关叫“长发当”的当铺做学徒,忍痛把三女儿“送”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家里没有劳动力,就把十几亩旱地租给别人种,让二女儿和四女儿做一些“磨锡箔”之类的零活来补贴家用。在夏衍的印象里,母亲虽识字不多,但性格坚强,通情达理,在村里很受尊敬。
徐绣笙喜欢看戏和听书,每逢“水路班子”或者“绍兴大班”到乡下来演出,她一定要儿女们背着条凳先去占好位置,陪她去看戏,而且一直要看到最后一出戏为止。她还很懂戏,草台班子演戏,观众事先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只要角色一上场,她就会告诉儿女们:这是《龙虎斗》,这是《五鼠闹东京》。我想,这可能是夏衍与舞台艺术的最初结缘吧!
徐绣笙还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即春蚕和夏蚕。每年要养三四张蚕种,家里劳力不够,得请短工帮忙采桑叶。夏衍从五六岁起就是一个辅助劳动力,所以从“掸蚁”一直到蚕宝宝“上山”,这一套养蚕工序,他都知道。后来他改编茅盾的《春蚕》,在明星公司的摄影棚里,夏衍是惟一懂得养蚕的“技术顾问”。童年时代习得的技艺帮了他的大忙。母亲特别爱猫,并把这一癖好传给了夏衍。做母亲的养猫,是为防鼠,因为老鼠是蚕的大敌。童年夏衍时常与猫嬉戏玩耍,猫也成了他的好伙伴。夏衍之爱猫在文艺圈内是有名的。当夏衍八十五岁时,华君武画了他的小像坐在一只大白猫的怀中,黄苗子还题了诗:一个老头八十五,创作生涯五十五。果然有“纸”万事足,却道无猫终身苦。你爱猫来猫爱你,“猫道主义”也可以。不拘黑白拿耗子,人生乐事猫怀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母亲的人格和爱好对子女的影响有多大。正是这位母亲的坚强、宽厚的性格潜移默化,无形之中主导了夏衍一生的为人、爱好和事业的走向。
夏衍在德清高小读了三年半的书,一直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15年9月,夏衍走进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大门,学习染色,开始了5年的中学生活。这所学校的校长许炳堃先生是夏衍人生中幸遇的一位恩师。入学第一天,他就反复给夏衍讲了校训“诚朴”两字的意义,讲实业救国的道理。学校管理上严格有序,又聘请了陈建功、杨杏佛等名师,“甲工”成为杭州城里有名的学校,培养了许多实业人才,如企业家都锦生等,也熏陶了一批文艺奇才,如画家、敦煌艺术研究专家常书鸿,电影艺术家沈西苓等。
1920年夏天,夏衍顺利修完了“甲工”的全部课程,并且成绩优异,在染色科名列第一。毕业以后何去何从,夏衍的打算是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从表兄那里借了十块大洋,瞒着母亲,到上海寻找去法国的途径。在十里洋场,夏衍才真正体味到生活的酸辣和无奈。最后,他怀着非常暗淡的心情回到了故乡杭州。心情暗淡的夏衍只是躲在家里,不愿出门,真的成了母亲所说的“洞里猫”。正当他孤寂迷惘的时候,许炳堃先生又为他展开了希望之路。
1920年9月的一天,夏衍应约到“甲工”去见许校长。他心里惶惑,一路揣测着校长的意图,从老家严家弄到学校一直磨磨蹭蹭,走了很长时间。在校长办公室,许校长和夏衍进行了一次长谈。事后六十多年,夏衍还记得很清晰:
“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考虑你的前途问题,你有什么打算?”我沉默了许久。他接着说:“我说,你一是留校,做点事;二是去日本。”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对我来说不是白日梦吗?于是我也很平静地说:“先生知道,我家境不好……”校长看出了我的窘态,笑了:“这我知道,我的意见是,你假使愿意,可以由学校保送,费用由学校供给,到你考取官费为止。”这样的事是我根本不曾想到过的,于是我只能说:“愿意去,可是我得和母亲商量……”突然间,这位不苟言笑的校长破颜一笑!“和你母亲商量?你的母亲是不会不同意的。”这一说我才安心,当我再想讲几句的时候,他站起来了,脸色又变得严峻:“学校保送,为的是培养工业人才,你要好好用功!”(《懒寻旧梦录》)
听了校长的话,夏衍又惊又喜,惊的是,像他这样家境贫寒的学子能够得到如此的眷顾;喜的是,他梦寐以求的出国求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9月下旬,夏衍和他的同伴经过长途颠簸,来到了日本。在东京,参加了三个月的日语补习,夏衍考入了明治专门学校,他被分入了电气工学科。明治学校的五年时间,夏衍得益匪浅,学校丰富的藏书,为夏衍打开了通往文学的大门,他畅游在文学的大海,领略到了狄更斯、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一座座文学高山上的风景,完成了真正的文学启蒙。夏衍还参加了校外的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感觉到一个崭新的天地在眼前展开。期间,他还在日本见到了景仰已久的诗人郭沫若和革命先驱孙中山,对国计民生、国家前途有了更多的认识。原本夏衍可以学成归国,但他心志已定,决定留在日本,一方面,考入九州帝国大学工业部,继续取得官费,以解决生活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开始了全新的革命生涯。到1927年4月下旬回国,当年的工业救国梦想已经成为昨日云烟,夏衍已成长为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虽然夏衍最后弃工从文,走上了与自己学业方向完全不同的路,但永远感念给予他青年时代的这些热心助学人。1988年,他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颁发的“国际交流大奖”,就嘱咐儿子沈旦华把奖金5万元捐赠给浙江教育基金,资助农村中小学。随后,他还向浙江博物馆捐赠了价值连城的一批书画,这些都是夏衍用自己节省的稿费购买来的藏品。
在日本的六年多时光,是夏衍生命里最青春的岁月。期间,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情窦初开,母亲徐绣笙也在牵肠挂肚儿子的婚事。她几经物色,在德清老家选中了蔡家的女儿蔡淑馨。蔡家和徐绣笙的娘家一样,是德清的大户。在沈旦华的记忆里,外婆吴镜平大有“女中豪杰”的气概。她在对待女婿夏衍的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在大革命低潮时期,国民党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夏衍在最危难的时刻加入了共产党,这是要杀头的事,并且会累及全家,但吴镜平毫不犹疑地把夏衍藏在自己家里。在没有越洋电话、网络视频的年月,两个彼此爱慕的人只有通信,增进相互的了解,慰藉心灵的相思。“两地书”是那个年代的爱情见证,一封封书信如一块块坚实的石头,构筑了他们的真挚爱情。夏衍与蔡淑馨的爱情也是在书信往返中渐渐升温。这对爱人,经历了六年时间的磨练,他们的婚姻终于花好月圆。在当时,夏衍是少有的晚婚了。
夏衍最后一次来到德清是1986年,是为回访母校——德清县清溪小学。早在1985年,夏衍和母校的小学生就有了书信往来。当时,学校进行书信写作教育,其中一位语文老师组织学生给老校友夏衍写信,其中一名学生还给夏老寄了一条红领巾。给母校师生的第一个惊喜是,大名鼎鼎的夏老还认认真真地给他们回了信。信是写给一名叫王维佳的小朋友的,并通过她向其他同学问好。在信中,夏衍回顾了自己在母校的学习经历,也谈了自己对学习的看法。他说:
我希望同学们在这个幸福的童年时代,认真踏实地练好基本功,既要扩大知识面,又不要好高骛远……当然,读书之外还要锻炼身体,体弱多病,学问再好也不管用,所以一定要劳逸结合,提高身体素质。“人要有一点精神”,但同时也要有一点爱好,打球、跑步、登山等,不仅可以增强体魄,而且可以锻炼意志。
在信的最后,夏衍流露了想到德清母校来看看的愿望,并对母校师生表达了美好的祝愿。他写信的日期是1985年12月4日。出人意料的是,夏衍很快给母校师生带来了第二个惊喜:他决定于1986年5月17日回访母校。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时任小学校长的沈敬文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激动异常。在女儿沈宁的陪同下,夏衍来到学校,全体师生夹道欢迎。夏衍精神矍铄,衬衣外只加了一件羊毛背心,系着蓝底白点的花色领带,看到这么多孩子们的笑脸,他的心情像这些孩子们的笑脸一样灿烂。在师生们的簇拥下,夏衍参观了母校校园,欣赏了学生的文艺表演。他还走进教室,与师生促膝谈心,了解他们工作和学习的情况。
这一次的德清之行,夏衍还登上了莫干山。莫干山是有名的竹子世界,他漫步幽篁修竹间,沐浴青山绿水中,享受了清凉世界带来的幽雅和宁静。他回到北京后,给母校寄来了少儿读物,寄来了成语故事的录音磁带。虽只是绵薄之礼,但对母校的殷殷之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