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先生是在11月23日早上5时22分，因为淋巴癌手术后白血球过低，引发肺部感染而逝世的，享年83岁。下午，在邹承鲁先生家，饭厅改成了灵堂，邹先生的照片上挂着黑纱。杨福愉院士和梁栋材院士来了，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杨星科、中科院物理所赵柏儒研究员等人送来了花圈。

　　邹承鲁先生的女儿邹宗平9月份刚刚从美国回来，她说：“本来准备这段时间在家好好陪陪父亲，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

　　女儿的话

　　父亲一直都敢于接受挑战

　　她说，父亲这几年身体频频遭遇挫折，2003年，查出了淋巴癌；2004年，在办公室里从电脑椅上摔到地上；去年在家里不小心摔断了腿，躺了4个月。这一次，由于淋巴癌压迫心脏的主动脉和主静脉，医生建议手术治疗。在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勇敢的人，敢于接受挑战的人，在治疗中他一直很坚强，医生和护士都非常佩服他。手术虽然很成功，只是最终还是没有扛过去。2002年，邹承鲁夫人、著名物理学家李林院士逝世后，骨灰埋在了她曾经工作过的单位院子里的一棵树下。父亲曾说：“以后我也这样办，把我的骨灰，一半埋在生物化学所，一半埋在生物物理所。”因为他在两个所都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有关方面已商量好，决定遵照他的愿望，在明年5月17日他生日那天，举行个简朴的仪式。

　　就是在这样不断与伤病斗争的过程中，邹承鲁先生一直在思考科学界如何才能更健康发展。他写了不少文章，提出了许多中肯建议。刘江红在邹承鲁先生身边工作已经有十多年。她说：“国庆节之前，先生都还在上班，每天到单位两三个小时；他的学生很多，今年国庆节时，大家一起赶到先生这里聚会了一次，拍了一张‘学术全家福’。邹先生有个小录音机，有什么想法，他就录到里面，然后我再帮他录写成文，然后他再修改，最后觉得没什么可再修改的了，才投交出去。今年6月份在一家科学类媒体上刊发的长文《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知道他心中一直还在琢磨着想写一篇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文章，可惜先生受着淋巴癌晚期的折磨，没能写成就走了。对他的走我们有心理准备，但是真的发生了，还是觉得难以接受。”

　　邹承鲁座右铭

　　你要是老想着在科学上出名，那就永远做不成一个好科学家

　　邹承鲁是1951年回国的。他说，我回来，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科学做点事，使中国科学能够早点站起来。

　　1965年9月17日，在上海生化所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顶楼上，伴着科技人员一阵阵的欢呼声，人工合成胰岛素宣告成功，这一项目与“两弹一星”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邹承鲁先生是亲身参与这项著名科学研究的重要成员。为此，有人认为，中国在上个世纪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而未果的几名科学家中就有邹承鲁。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制成功，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中国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人工改造生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项课题是1958年上马的，按当时的国情，条件相当差，不过这个工作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在经费上各个方面都给予保证。当时的新闻报道是这样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重要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次打破了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是由实验室代替了生命体。

　　那么当时在实验室里，他们做了多少次实验？邹承鲁表示，因为一开始就走对了路，我们是很仔细地查阅了文献，查阅人家做过的实验，看人家是怎么失败的，我们想失败原因会在哪儿，因此找对了路。做实验的次数并不是很多，有些地方报告什么600次、800次，我记得没这回事，第一次成功了不是像后来做得那么好，但是毕竟路是走通了，以后就是怎么样改进，走得更顺利一点，得到的产量更高一点罢了。

　　1965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完成，当时就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在国内广大公众对此一无所知。近年来，许多媒体重提旧事，纷纷指出这一成果当年就差点儿获得诺贝尔奖，而邹承鲁作为主要当事人，更被媒体称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人。

　　研制工作完成一年后，诺贝尔奖化学委员会化学组组长Tiselius来华访问，当时他说过一句话：你们可以从教科书中知道怎么造原子弹，但是你们绝不可能从教科书中学会人工合成胰岛素。当时人们很自然把他来访与物色诺贝尔奖候选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当时邹承鲁是否也认为这项研究成果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

　　邹承鲁说，做的时候没有想过，假使一个人做科学研究工作，他做工作就老想得诺贝尔奖，我想他永远得不到。搞科学是第一位的，得奖是第二位的。一个科学家应该是真正热爱科学的，真正热爱科学才能够把科学搞好，为了名利去搞科学是搞不好的。假使你是为了热爱科学，是为了探索真理去研究科学，也许有一天你就真能得上诺贝尔奖。

　　在文革后期，杨振宁教授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推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中国申报了四个人，但是按照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规定，单项科学奖最多不能超过3个人。因为知道杨振宁会推荐，所以聂荣臻就在北京开了一个会，讨论推荐什么人，因为已经申报的四人也是经过各单位提名、最后平衡得到的结果，所以没法更改。结果四人未能获奖，中国的科学家再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邹承鲁说，你要是老想着在科学上出名，那就永远做不成一个好科学家。这是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时，导师对他的教导，也是他科学人生的座右铭。邹承鲁的学生在写完第一篇文章之后，署上了老师的名字，而邹承鲁则毫不犹豫地删掉了，他说，当年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他的导师就是这样做的。

　　他常常引用白居易的两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他强调，科学上的评价要讲究可靠而不是快速，成功不能一蹴而就。

　　邹承鲁

　　“一直到我死为止，还要说”

　　作为科学界泰斗级人物，近些年来，邹承鲁勇敢地站出来抨击很多科学界不良现象，呼吁科学道德和责任心。人们称他是“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学术上的反腐先锋”。生活中的邹承鲁其实待人温和宽容。邹承鲁性格中的那份尖锐和锋芒，只有在面对科学上不讲道德不负责任的行为时才展现出来。他不怕得罪人，只希望中国的科学能够更健康地发展。

　　从１９５７年提出“对有海外关系的人不应予以歧视，应允许研究生和导师相互选择”开始，近５０年来，他不知说过多少类似这样的真话，他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打击报复、埋怨辱骂也不在少数，但是他不在乎，他憋不住。他说：“我就是看到我觉得不对的东西就憋不住，这个现象不得到根本纠正，我就一天不会放弃，一直到我死为止，还要说。”

　　他最终用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去世前２０天，他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

　　他一辈子都在说真话，不仅对同行说，不仅在报告里说，他对中央领导说，他在大众媒体上说，他对最普通的人说。他让千千万万的人知道了什么是“科学的精神”，什么是“科学的良心”。

　　邹先生不留情面，不讳直言。他的夫人、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院士曾开玩笑地说：“邹先生没有出息，做事不给自己留后路。”

　　在评选院士的时候，有候选人来找他，他不客气地说：“院士选举条例有规定，如果个人搞公关，就取消资格。你最好别再找我了，这次我就不给你公开，下次再这样我就公开了，这样你的资格就会被取消。”

　　邹先生走了，但他说的真话留了下来，他坚持的科学精神留了下来，他坚守的科学道德留了下来。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