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中秋节，尚在读小学的小女蔚佳依偎在爷爷怀里，唱起了儿歌：“八月十五月儿圆，爷爷是个老红军……”那时，她并不知道身边的爷爷就是老红军。其实，也不怪，父亲王挺生前很少说及自己，对他的经历，不要说孙辈，就是我们兄妹也知之甚少。　

　　记得1965年，在金华军分区礼堂看电影，偶遇政治部的向干事，他说：“你父亲是老红军哩！”那会儿，我们认为红军就是走过长征路的。回家后，兴奋不已的我们兄妹去向父亲证实：“你参加过长征，是红军。”父亲的回答让我们很沮丧：“我没有参加过长征。”后来，我们兄妹是在参军、参加工作填履历表时，才知道父亲11岁参加儿童团，13岁（1933年）参加红军，我们祖籍是福建长汀，老家离红都瑞金只有不到三十里路。

　　真正听到父亲亲口讲红军的故事，是在父亲去世后，在整理他遗物时。父亲留下的一盘磁带，从时间看，磁带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特有的卡式录放机录制的，由于条件所限，录音中夹杂着邻家公鸡的啼鸣声——

　　1934年的冬天，在第五次“反围剿”后，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我所在的部队担任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任务后与粤赣边境游击队会合，开始了我们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生活。我们的根据地就是粤赣边著名的“三南”（定南、龙南、南雄）地区。这里山大林密，古木参天，茂草众生，终年见不到阳光；人烟稀少，数十里见不到村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我们游击队，集中十几个保安团及部分广东军的优势兵力进行搜剿，在每一个山口、村庄驻上保安队，构筑碉堡。敌人严密包围下，我们行动很困难，生存环境很恶劣。但是，我们用坚定的革命信念对付敌人。当时，我在“三南”游击队担任班长、侦察员，游击队隶属陈毅、项英领导的“油山支队”。

　　转移是我们随时准备的行动。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我们就一天到晚不间断进行转移，哪怕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敌人的岗哨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有路不能走，有桥不能过，特别是在有月色的夜晚，我们是弯腰曲背、轻手轻脚行进的，甚至匍匐前行。凡是到山口、村边，前边的同志一个个地向后传递格外小心注意的指令。真是连气都不敢大声喘。在冷天，缺衣少食，大多数同志患了感冒，经常要咳嗽，也是尽力抑制，到了实在熬不住了，就在地上挖个小坑，把嘴对地面坑洞里咳，以免被敌人听到。我们经过草地，后面的同志要小心把踏倒的青草重新扶起来：如果碰上雨后天晴，会留下明显的脚印，我们只有不厌其烦地一次、再次地用水泼去痕迹，不让敌人发现。

　　山林是我们最亲密的家。一年365天，我们差不多有250天都是在山上过的。我们除了武器外，行李很简单，但也是最宝贵的东面——一条被单和一把雨伞。不管天气怎样寒冷，我们晚上睡觉只有依靠它，围住身体御寒，底下没有垫单，我们用树叶铺地，躺在上面比睡在青石板上要暖和。逢雨天，只有撑雨伞，背靠背坐到天明。伞是我们的房，如果丢了伞子，就像丢了房子，伞对我们来说，是尊贵的东西。夏天，蚊虫最使我们无奈，不但叮吸我们的血，而且嗡嗡叫，让我们难以入睡，我们只有把被单做蚊帐。在山上，虽然有野兽可作食粮，有现成的柴枝，但是我们不能打猎，也不能生火取暖烧食，不然会向敌人暴露我们的目标。有一次，实在是冷得够呛，我们想了办法，用不冒烟的干毛竹，削成很细很薄的板片，在林子空隙地上烧着，大家团团围在一起，头上用被单蒙起来取暖。偶尔弄到一些粮食吃，就如同过节，我们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但是也不能饱食一顿，每天只吃一丁儿。更多的食物是掘山上的竹笋、挖些蕨菜、野草充饥。更多的日子是饿饭呀！我们的事务长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下山办粮食。有时弄来粮食不够吃，他自己便不吃。他常在半夜把自己省下的一份口粮给伤病员吃。在饥寒交迫中，很多同志病倒了，也有些与我们永别了。每想起这些同志，我心里就难过。

　　神出鬼没出击敌人是我们经常的活动方式。三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不在，我们能够坚持下来，靠什么？我们始终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没有动摇，我们只有唯一的信念——坚持到底！永远跟共产党走，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此，我们每次与敌人搏斗中，总是英雄（勇）顽强，足智多谋。那时，我们的武器弹药少得可怜，16个人的游击队，只有几支步枪、驳壳枪，二三枚手榴弹，胸前子弹装塞得满满的，都是木头棍伪装，每人只有三四粒子弹。那会儿，只要听到去缴敌人的枪，我们就会兴奋得睡不着觉。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分别化装成要饭的、挑柴禾的，混到市镇赶集，在老乡配合下，冲进敌区公所，一家伙缴了敌人好多条枪。当然，也有吃亏的时候，那次我们打土豪回来，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放火烧山。我亲眼看到，火势烧到了大刘同志隐蔽的地方，他怕暴露大家目标，忍受烈火烧烤。后来由于伤势过重，被敌人逮捕，牺牲在牢狱中。当地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冒着危险帮我们送情报、代买粮盐、衣物，替我们站岗、放哨，掩护伤病员。他们常常被敌人抓去吊打、上刑，但从不告诉敌人所要的情报。这里，使我最难忘的是基本区油菜坑的谢老头一家。谢老头和两个儿子靠种田和砍柴为生，养活一家五口。那年冬天，他替我们买十几双胶鞋、捎带一些烟叶，结果好几天不见他回来。我们派人去他家了解，才知道，他被敌人抓了，受刑后被戴高帽游街，以“通匪”的罪名枪杀了。老人死后不到二个月，老二又帮我们买寒衣布料，在衣铺被敌人抓去杀了。敌人还烧了油菜坑。老大还和以前一样，主动要求任务，我们实在不忍心让他去冒险，他火了，说，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你们不叫我去报仇吗？我们怎么也劝不住他。可是他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仅一年时间，谢老头一家五口人只剩儿媳和一个二三岁的孩子。

　　我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我们粤赣边游击队奉命开进浙江开化。我们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老二团一部分，团长是王必成。三年游击战争，我们依靠坚定的信念，依靠坚强的党组织和同志的阶级友爱，依靠像谢老头一家这样可靠的基本群众走过来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记住：永远要跟共产党走！

　　父亲临终没有留下遗言，留下了这盘录音带，一段他的经历，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兄妹人人翻录了一份珍藏，每当父亲的忌日和“八一”建军节祭奠父亲时，都要重温。当我把这盘磁带重新放回时，又看见那张照片，那是198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父亲和浙江省军区系统幸存的三十余位老红军战士的合影。而今，我想还健在的或许更少了，不禁有些黯然神伤。老红军战士渐行渐远，但是，他们的光荣传统、他们的坚定信念会被我们永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