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70年前那一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经历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岁月？今天的人们怎样在守护、传承、实践着长征精神？最近，我们走进贵州，经贵阳、息烽、遵义、仁怀、桐梓、瓮安、都匀、平塘、凯里、雷山、金阳、安顺12个县、市、区，行程3000多公里，在这块实现了党和红军命运重要转折的土地上，我们寻访当年红军一次次绝境重生的红色记忆。

　　王道金：“遵义会议”警卫连连长

　　8月2日，骄阳如火，遵义市巍峨的“红军山”。

　　沿250级台阶拾级而上，有一堵通体淡青的英烈墙，1000多有名字的和2000多无名的英烈，被镌刻在上面，他们都是红军在贵州经历的10多次战役中牺牲的。我们向先烈敬献了鲜花，并在邓小平题写碑名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地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在英烈墙捐赠者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名字——王道金。他就是贵州省目前唯一健在的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的老红军，今年91岁。

　　很快，我们就在遵义会议会址那幢著名的小楼前见到了他。中山装、布鞋、软边草帽，一脸的从容淡定，就像一位亲切的邻家老大爷，给我们讲述当年他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

　　老人说：“我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第一期学员，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渡过湘江，我所在的连队只剩下了30多名战友。是遵义会议拯救了我们的党，拯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1月15日，已是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十一团警卫连连长的王道金，率部守在“懒板凳”（今遵义市遵义县南白镇）的山头上。这里是当时遵义最大的镇，连续3天，王道金每天率警卫连往返90公里，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偷袭。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他所警卫的正是后来被称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

　　王道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部队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时候，天气阴冷，细雨蒙蒙，可大家却听得十分认真，全然不顾雨湿征衣……此后，红军一改颓势，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到达陕北。王道金说：“从离家那天起，我跟着红军队伍走，一步都没落下……”

　　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建在红一方面军三渡赤水河的茅台渡口边，我们从13.5米高的船形浮雕墙上，从4幅表现战斗场景的浮雕中感受着红军的出生入死。远处，当年的茅台渡口早已是芳草萋萋。

　　“一渡赤水，红军挥师西去，但并没有因此摆脱危局！”王道金回忆说，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完毕。而此时，川、滇军已对扎西形成四面合围之势，红军又处在前途未卜之中。毛泽东果断决定：“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18日至21日，红军主力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打响遵义之战，先后击溃和歼灭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如果说一渡赤水是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那二渡赤水，就是在四面受敌时，毛泽东‘谋’出来的，妙在毛泽东靠运动战迷惑了敌人。”王道金记得，当时他是红三军团的一个排长，军委在战前发出动员：必须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求得作战胜利。开始他还不大明白，后来知道，正是这样的“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中央红军才得以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出去，将十倍之敌抛在长江北岸和乌江西岸，争取了作战的主动权。待敌人从“围歼红军于扎西”的美梦中回过神来时，早已被甩在后面。有意思的是，红军二渡赤水河后，暂时把浮桥保存好，在四渡时，又用来渡过赤水河，“真可谓，红军‘等闲飞渡’，敌人无可奈何”。

　　“四渡赤水”之战，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多少年以后，美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来到中国，当面赞扬毛泽东“您的三大战役了不得”，毛泽东笑答：“不，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遵义：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

　　“上个月，我们桐梓县的一批干部还在浙江大学培训，遵义和浙大是友好市校，有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在遵义，只要听说我们“来自浙江”，就会有人亲热地提起“浙江大学”，提起1937年，浙大举校西迁遵义办学7年，那一段广为流传的“文军长征”的佳话……

　　1937年11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率师生举校西迁，历时两年3个月，途经浙、赣、湘、粤、桂、黔6省区，行程2600多公里，被彭真同志称为“文军长征”。

　　7年遵义办学是浙大校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浙大西迁时只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共16个系，1946年回迁杭州时，已有7个学院28个系。“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4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1945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英国《自然》周刊第27期上发表了他在遵义、湄潭的所见所闻。

　　“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白天到茶馆看书、做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浙大在遵义培育了数以千计的高级科技人才，这当中便有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

　　在抗战期间，全国不少大学迫于局势艰危，难以为继，而浙江大学却在“流亡”中发展壮大，靠什么？靠的就是在西迁路上凝炼而成的“求是”精神。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曾深情地说，浙大与遵义有着60多年血浓于水的历史情缘，遵义是浙大的第二故乡，是浙大“求是”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