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中关村某公司任职的小彭月薪马上突破万元,研究生毕业两年的他,已是有房一族,“幸福离我还很远。”小彭顿了一下说。他认为,工作压力大、业余生活乏味等冲淡了高薪带给自己的幸福感。
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我幸福吗”这样的问题却困扰着很多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沈杰认为,最近10年,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地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在社会心理方面,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的需求层次正在提升,需求得到满足的标准也相对提高;而由于资源的相对短缺和竞争的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都影响着幸福感受。
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意义深远。”中科院院士程国栋认为,现有的“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回头关注老百姓的幸福感,是一种进步”。
《美国科学家》曾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的强盛与否不应该只看GDP,还应注重教育、医疗,以及国民对生活满意度的指数。二战后,美国生产总值增加了三倍,但是国民生活满意度却没有随之增加。
测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想法,则最先由不丹提出。其首相在国会报告时,宣布不丹的发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加上幸福指数。这里的“国民幸福指数”是指,平均国民寿命乘上平均生活满意度。假如一国的平均寿命为78.6岁,生活满意度为0.763,那么它的“国民幸福指数”就是60。
“幸福指数如果作为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内容,它将有助于促进政府工作职能发生新的转变。”沈杰表示,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是政府工作的原有职能,如果以幸福指数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成就检测指标的话,无疑会使政府把对人民幸福感的重视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
“在当前这个时期,提出对于幸福指数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说,比对于幸福指数的具体测量本身更有意义,因为它表明了政府工作理念的一次深刻转型。”沈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