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这个名词，身为西安市市长的孙清云知道才一年多，就把它变成了整个城市的热门话题。孙清云在今年西安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这还缘于2004年的一次“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测试的结果说，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

　　“因为经济落后，我们原来都有点自卑，没想到西安百姓的幸福指数竟然这么高。”这使孙清云及许多西安人深受鼓舞，也促使他们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老百姓的“幸福感”问题进行一番研究。

　　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曾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一次大排名，出炉了一份“幸福指数”报告。其中，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一批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

　　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的最新调查结果也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调查分析认为，财富与幸福并没有绝对联系，经济是感到幸福的重要但不是惟一的主导因素。

　　“幸福指数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不会立竿见影，需要一代代人努力。”程国栋说，“需要注意的是，幸福指数这个指标一定要科学、合理，各级政府应该实实在在地考虑老百姓的幸福感觉。”

　　在沈杰看来，处理好ＧＤＰ与幸福指数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目前尤为重要，与防止“ＧＤＰ至上”的倾向一样，同样应该避免“幸福指数崇拜”。“强调发展观并非就要在ＧＤＰ与幸福指数之间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意在说明，关怀幸福证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丰富了。绝非认为ＧＤＰ不再重要，毕竟如果ＧＤＰ不达到一定高度，就不可能出现追求幸福感的自觉。”

　　对“幸福指数”的应用还要更真诚一些。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提出，地方政府在运用“幸福指数”时，要特别注意避免三个倾向。

　　首先，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他认为，目前，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对“幸福指数”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需要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什么因素影响了市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我们所谓的“极大化幸福”，并不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极大化全部的幸福。一些措施，可能老百姓短期内会很开心，但是最后，从长期来讲，实际上是降低了幸福。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奚恺元说，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等同于安逸，这也是不对的。主观幸福感同样也来源于一个人的成就感，对社会的贡献，人际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