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驱车来到“峰山道场”，心跳得厉害。我仿佛扑进了千年智者老人的怀抱，充分地享受着那种心灵阳光的沐浴。

　　峰山，是一处平原孤丘，位于浙江上虞百官。说是山，其实不高，海拔40.3米，远远望去，恰似一个低矮的土墩，道场就坐落于此。这里，没有参天大树，没有奇峰秀岩，目光所及，无非十数棵松杉杂木，最引人注目的是道场的十余间小屋、二进三开间殿宇和山上一尊半身石佛。然而，千余年前，这里曾建立过一座辉煌历史的“峰山道场”，并且与日本国的佛教结下了师承渊源的不解之缘。

　　隋唐，越州佛教兴盛，高僧云集，高丽、日本诸国来华僧人多至境内名刹求法，一时成为江南佛教中心。“峰山道场”的诞生，既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亦是其所以跻身江南著名道场的题中之义。

　　“峰山道场”之兴盛，正是隋唐越州佛教兴盛时期。然而，因非取名寺院而是道场，故有人误将此“道”与彼“道”联系在了一起，其实不是。佛教的道场，自可追溯至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炀帝皈依佛教改嘉祥寺为“道场”。这大约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出现“道场”两字，自此，道场为佛地风行。

　　“峰山道场”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怕是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翻阅隋唐时期的地图，可一眼看出会稽东岳至峰山路能直达。明州至越州水路有百官渡口，接近峰山。而天台国清寺至峰山，则可由剡溪经舜江（今曹娥江）直达峰山。陆路骑马坐轿或行走均可，明州经驿亭驿站可直达百官渡口而至峰山，越州从郡治至峰山由古栈道直达。

　　“峰山道场”，更多地呈现出淡泊和冷清，使得你在悠然和闲适里，清晰地触摸一种熟稔的亲切与平和，真切地体验一种至性的清趣和雅韵。据《显戒论》、《显戒论缘起》记载：顺晓和尚居“镜湖（即现在的绍兴鉴湖）东岳峰山道场”。宋代以前，鉴湖区域东侧直抵峰山。东岳便是鉴湖东端之山，“峰山道场”是顺晓和尚修研佛理、传授佛法的地方。

　　说到顺晓和尚，便须提及日僧最澄。唐贞元廿年（公元804年），最澄和尚随第12次遣唐使入唐至明州求法。先在明州景福律寺学习，后转赴台州临海，在天台山佛胧寺（属天台宗）学习，回国后，被天皇封为“传教大师”，开创了日本天台宗。

　　且说最澄和尚，在天台学一家之法门，并取得法华真经后准备回国，由于遣唐使在长安办事未回，明州刺史郑审则接待他，得悉最澄已学得天台一派佛法，郑便告之，还值得去越州学习密宗佛法。最澄一行接了明州度牒，乘舟经宁绍运河抵达曹娥江，即峰山，幸遇时在“峰山道场”弘法的顺晓和尚。其时，顺晓向最澄传授了密宗佛法的“两部灌顶”和部分“种种道具”，并介绍其去绍兴龙兴寺寂照和尚处购买了其他一部分“种种道具”……

　　站在低矮的房子前，我想起俞平伯先生的《陶然亭的雪》：“因房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越显出天上的同云格外的沉凝欲堕，酿雪的意思格外浓鲜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灯独迟些，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纸窗上，似比月色多了些静穆，还多了些凄清。”我总以为，这样的夜晚，更宜于最澄诵经研习，而静穆、凄清，不也是最澄企求的吗？走近“峰山道场”，等于走近了最澄，走进了这位法师生活过的实实在在的空间。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让人觉得那样的亲切、熟稔而又充满神秘。我忽而想起，最澄离开这里已经有千余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佛事、佛情，如秋风掠过树梢的一阵叹息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院子里徘徊，墙外斑驳的松杉在风中摇曳，夕阳的余辉映着一角青苔暗长的高墙，又把它的影子投射于庭前。我不知道，这千余年来，这里曾经走过谁？曾经有谁邂逅？曾经有什么样的抚今追昔？

　　最澄带走了102部（115卷）密宗经书和道具、法器，从而为自己在中国的取经之行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数年后，最澄法师重回峰山。然而，终究是物在人离，一股莫名的沧桑之情在心中油然升起。见不到顺晓大师，最澄的心情自是沉郁寡欢。让什么来表达自己对大师的忆念呢？用什么来表达对这块曾经造化自己的佛地的感念呢？此刻他心中萌生了一个开山凿佛的念头，于是鸠工觅材，历经风雨，在峰山上凿就佛胸像。

　　佛胸像，仍然是“峰山道场”众多长满了历史的苍苔和敲戳着文化印痕的构筑中，最令人缱绻、最使人感慨以至块垒于胸久难释怀的所在。

　　去“峰山道场”拜谒，拾级而上，在峰山山顶东侧崖壁上便能看到这尊佛胸像。佛胸像依山开凿，通高3.4米，其中头高2.3米，周长6.1米，肩宽3.3米。因为年代久远之故，以及后来人为的破坏，佛胸像自不能如当年那样鲜亮、光彩，但最澄其情其愿早已深深嵌入其中，却终究未被风吹雨打去。

　　有位哲人说过：一个地方有雕塑，这个地方仿佛就被一种物质的文化现象凝固起来了。比如希腊罗马，倘若没有以后发现的众多雕像，像维纳斯和拉奥孔，它们的灿烂文明便要大打折扣了。这尊佛胸像，与其说是给当时的人们领略的，不如说是给后来的人们留作时代见证的。

　　伫立在佛胸像旁，我发现了一株生长于石缝中的大茶树，它舒展开满丛的绿叶。于是，突然想到最澄是喜欢茶的。想当年，夜正静谧着，而杯中淡淡的茶色，可赏可饮。在雅致的茶香里，赏茶的最澄自是将思绪深深地溶入了杯中的境界。尤是在明月悬空的夜晚，隔一扇大窗取一碟月光佐茶，最澄怎能不迷醉？因了佛缘而结茶缘，当年最澄在“峰山道场”灌顶受法后，又从越州上虞带得《茶经》及茶籽引种至日本门，从此使日本成为最早得到中国茶种的国家。

　　站在“峰山道场”之巅，极目远眺，不禁浮想联翩，我想到了日本的学者井真成。19岁那年，他与阿倍仲麻吕一起到了中国；公元734年，他在长安去世了，他永远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了中国。唐玄宗得知消息，立即下诏追封官职并予以厚葬。厚葬的墓志铭上郑重地记下井真成的祖国“日本”，并根据唐玄宗的吊丧之情写道：“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2004年，墓志铭神奇地出土了。再过一年，墓志铭运到日本东京展出。有一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站在那里大声地说：“21世纪的今天，日中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坎坷，不少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对我来说，墓志铭的发现，就像听到了超越一千二百年的声音，呼唤日中两国人民要友好相处。”说得多好呵！“峰山道场”不亦记载了中日佛教界的盛事，见证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一段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