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怎样的公共产品最需要政府投入？调查显示，排序第一的是社保，这是和社会发展情况比较吻合的。农村的社会保障等要素，被专家归纳为“制度化的软成本”。

　　在余杭调研的时候，吴红梅发现，在当地很多城镇的外来人口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她认为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外地人口变化是动态的，所以在规划新农村，特别是规划基础设施时，就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她提出，现在很多地方污水处理厂、水厂建设，都考虑了当时的外来人口规模，但这批人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几年以后他们是不是还在这里，这就给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对于农民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方便，吴红梅手上的调查结果显示，按照迫切程度排在第一位是文化、娱乐，第二位是出行，还有医疗、教育。这说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于文化、教育这方面的需求是排在前列的。

　　在问到什么样的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投入时，排序第一的是社保，她认为这是跟社会发展情况比较吻合的。温铁军则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等要素，归纳为“制度化的软成本”。

　　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研究员曾去过上文山村，他第一感觉是，这里的新农村建设，关键已经不在于建房子、造公园或修马路了，而是社会结构转换的问题。这个村庄毗邻城市，对面就是一家房产开发商建造的高档别墅区，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风貌已经被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近城市化布局所替代。

　　李希荣也十分强调“城市带动”的作用。不仅指设施配套、功能上的延伸，也包括资源的共享。“城市的发展能够接纳农村人口的转移，增强承接能力”。现在，就有不少上文山村的村民到村对面的别墅区物业公司上班。村里还成立了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将综合大楼出租，使股民每年有分红。

　　“原来我们讲城乡两元结构，是指在传统农村的社会和城市之间形成的两种不同的身份差异。”朱家良说，“实际上，现在城乡两元结构已经深入到城市。”

　　农民其实早已不是单一的农民。朱家良解剖了目前在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6种农民群体。他认为有3种农民是城市里的农民，第一种就是原来就在城市里的农民，第二是城中村农民，第三是流动农民，也就外来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另外3种是农村里的居民，第一种是农村里面的非农业人口，第二种是农村里的经营农户，第三种才是真正的农民。

　　“城市准备好了吗？”吴红梅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农民要涌到城市里来，可是城市不能给他们解决社保和教育问题，更不要说城市里的人自己还面临着能源紧张、水资源匮乏、交通拥堵、住宅紧缺等许多问题。

　　吴红梅觉得城市里的人也要反省一下自己，很多到农家乐去旅游的市民，走了以后可能留给农民的是一堆的垃圾。她说，“没有新市民也就没有新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