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背着一个孩子，肚里揣着一个没见到模样的孩子在铲地。地，就锅盖那么大，长几颗土豆秧，开白花。地，具体说是泥土，在这里那么少。看四外群山莽莽，俱是石头。

　　女人见我看她铲地，不好意思，也许为这块地小而难为情。她笑了，身边一群六七岁的儿童。

　　贵州之贵，估计在说土。土这个词，在这里显出尊贵，这是对农民而言。在嶙峋石牙间看到土，才知它真是好东西，能长庄稼。玉米的袖子修长迎迓，表示土里长的东西就这么好看。

　　我突然想起黑龙江的土太多太厚了。天黑时，麦田望不到边。坐了一宿火车，睁眼还是麦田，富。没长麦子的地方，草长一人高，好像土里的劲没地方使，非得长点什么。

　　我暗想，绑架一百个贵州农民，蒙上眼睛，用飞机运到黑龙江——比方说北安农场，解开蒙眼布，他们看到这么广阔肥沃的土地，打滚儿乐，一个滚儿打好几里地，接着打。土真是好东西。

　　以后，黑龙江或许要向西南诸省卖土，原装的、环保的、富含腐殖质之土。也可用飞机往贵州撒土，而卖土的地方可以利用大坑造水库，养鱼。

　　我在贵州花溪宾馆的马路上跑步，看道边有大野花，趋前观赏，脚下踩断一株玉米。书包大的地方种了三株玉米，我踩断一株，至今内疚。一个农民在这里不知种了多少株玉米，只有他记得住这些玉米的位置。这些玉米像他的孩子在山上林间土的缝隙站着，不分白天黑夜。

　　专家说，中国每天有70个自然村落消失，因而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农民”而又“失地”，这个话说出来让人痛苦。

　　当年，对红军感情最深的就是这些人。当红军打开关押彝民的大狱时，被押百姓形同饿鬼，大铐铐在白骨上，头发及丈。他们没想到有人会救他们，分发光洋。后来，红军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借用魏巍那句话说，叫“依依惜别”。

　　肖克的回忆录说到这样一件事。红军问瑶民：“我们好，还是官府的人好？”

　　瑶民回答：“你们共匪好。”

　　他们不知何为共、何为匪。听官府宣传红军为共匪，以为是真名。红军又讲了一番道理，瑶民便说“红军好”。

　　说，红军乃开天辟地第一支劳苦大众的武装力量，因为长征，历经南方各省。而老百姓开天辟地头一回见到红军，怎知他们是一支好队伍呢？自古以来，兵者，众乱之首。然而红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冥冥中自有天意。

　　苍天庇佑之意，在红军长征中处处显露。如果去娄山关实地查看，此役红军必败无疑，然而红军得胜。乌江之役、飞夺泸定桥之役，很难相信红军取胜，红军最后完胜。天意与民心实为一回事。这么多受苦受难的农民实在应该有人搭救一把，如果必须用枪杆子搭救，就用枪杆子。而红军之受欢迎，在纪律、革命道理之上，悬系的正是民心。

　　在红军长征的路线中，而今有许多美丽的景致。

　　四姑娘山如同一个美妙的王国，人实在应该舍毕生精力，在这里过一辈子，穿梭往来，看山看水，这才叫美丽人生。

　　赤水市除了水之外，全然为山。山上的小块耕地被封种，几年过去，植被好了，山上多出来几千条瀑布，宜改名为“赤水瀑布自治市”。老百姓看到山上茂林修竹和外人不同，心里还惦着上面的耕地。然而转机出现，一家外企看中这里的竹林，建造一个纸浆厂。老百姓砍竹子卖钱已可谋生，强过种地。这是我所听到的生态保护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最好的一件事。同时，我头一回听到竹子也能造纸浆。在赤水，竹子之多，生长之快，足以永续利用。谈话间，我与赤水市委书记开玩笑，建议他们与赤峰市结为姊妹城市，优势互补。赤峰乃鄙乡。他们听了，说，赤峰在哪里？我答内蒙古。他们说，唔，那么远。

　　在异乡，听到别人说“远”，能生出对国土辽阔的自豪感。

　　由黔入川，进入平原，看到人的相貌也变了，由黑瘦而白胖。黔民给人突出的印象是骨骼，川民，尤其是女川民给人的感觉是皮肉丰腴，由山而水。而黔字里面有个黑，让人不得不黑。土地与人的关系竟如斯。

　　离开贵州的时候，想抓一把土带回去，装在玻璃瓶子里保存，想想有点矫情。再想，在这个地方抓土回去有点像贪污。娄山关、赤水的土上，也许有过红军的脚印。虽然被风刮过，被雨浇过，是说，这是红军长征踩过的泥土，装一瓶带回去，也很好。

　　人有的时候不能与历史打照面，照面就像傻掉了。在贡嘎雪山下面的一座山顶上，我和黄亚洲先生用雪山流下的冰水把全身洗了一遍，包括眼、耳、鼻、舌。对我来说，这是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

　　雪水冰冷刺骨，山上游人如织，我想洗濯，但脱衣脱裤有些扭捏，便花言巧语骗亚洲，他说好，与我至林间水旁，脱了就洗。此回游历，我和亚洲生活习惯有几处相像，如冷水浴，如吃过饭拼命刷牙，如不饮酒（我出门不饮，他滴酒不进）。他说，你若不抽烟，咱俩就“四同”了。说得我沮丧。他是开朗、轻装上阵的人，我比他坏毛病多。

　　洗过雪水浴，有人说这水是几万年或几亿年前的冰川融化之水。一想，几万年？自个儿有点傻了。几万年或几亿年，雪或冰在此，我在哪儿？没话讲了。后来，我想明白，水，无所谓多少年，“年”是人对事物的命名。如今长江流的水是多少年前的？

　　站在泸定桥上，看滚滚河水，何止于咆哮，乃暴跳如雷。没法想像红军在这座桥上顶着子弹冲锋前进。巴顿说，他不怕死，但怕一颗子弹打中他的鼻梁。我抚着铁索在桥上走，觉得所有的子弹都对准鼻梁射来。而河水翻滚，一如河床遭遇了地震。两岸岩石在这样的水流面前，像酥了。

　　在大渡河博物馆，见一顶红军军帽（原件），灰土布帽上缝一个红布的五角星。展柜没说明捐赠人。而这一顶帽子，经历过硝烟和子弹的呼啸，无疑是英雄的顶戴。

　　仔细看这个红五星，布料是用红汞或红墨水染的，针脚绵密，想得出缝五角星的人，无论是红军士兵，或苏区的妇女，以喜悦之心和抓过泥土的手把它缝上去。虽然他们不知这只五角星将要跋山涉水、翻越雪山草地到达陕北，然后迎接抗战，打国民党，最终建立新中国。这顶帽子如今静静放在博物馆的柜子里，外面的大渡河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