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半年的顶岗实习，美国政府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在5名中国官员眼前。

　　罗晓东细致考察了美国政府的机构设置。以州农业厅为例，它没有上级部门，联邦农业部并没有管辖州农业厅的权力；也没有基层单位，只有类似于片区检察员这样的基层雇员。“所以，这里从没有应付上级工作检查一说。”罗晓东说着，大约想起本单位的忙活事儿，自己先乐了。

　　他为理解美国政府内人员安排所找到的钥匙是预算：政府向议会提交预算，说明要做哪些事，需要多少钱。议会批准后，政府就根据有多少预算来决定设哪些岗，雇多少人。罗晓东将此概括为“以事定财，以财定人”。而他所熟悉的国内公务员体制，则正好相反，是“因人设岗”，定岗后，有多少人拨多少经费。

　　在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上，刘欣通过此次顶岗实习，形成了一种明确的观念：公共管理的用武之处应该在市场经济搞不好、有缺失的地方，以解决通过纯粹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对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分析，并精确核算政策成本。

　　所以，政府应当非常谨慎地介入这一领域。“在实施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之前，政府一定要谨慎，不能拍脑门决策”。

　　刘欣现在很警惕公共管理中的随意性。“党和政府提倡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个出发点本来是好的。但如果缺乏决策分析，太随意，这件事也办，那件事也办，就成了被现代政府管理理念所诟病的‘总喜欢control（控制）社会各个方面’的大政府”。

　　带着思考的目光，近距离观察美国，一些细节往往能生发出重大的意义。一次，罗晓东在马路边用几分钟观察了一名负责从邮筒中取信的邮政局司机。当地规定下午4时为取信时间，这名司机提前几分钟到了邮筒旁，并不开箱取信，而是坐在车上看报纸。时间到，他准时取信走人。

　　罗晓东的第一反应是，这么严格，是不是有点儿死板。但他再一想，邮政局作为政府服务部门，提前几分钟取信，这几分钟内没寄出信的市民可以投诉，晚几分钟，可能导致信件延误，市民也可以投诉。所以，最合理的办事方式就是严格依照法规。

　　“行政严格按照法律去落实，不要主观臆想政府要去做什么。政府既不要越位，也不要缺位。这样，其实政府工作倒简单了。我们现在是行政权力太大，当然也就比人家累得多。”罗晓东深有感触地说。

　　刘铁则更关注政府公共管理技术。“国内一直习惯于命令式的管理，我命令你做这个，命令你做那个。其实管理更应该是一门科学，有它专门的技术。”他强调。

　　在佐治亚州公共服务委员会，他除担任委员助理外，还曾到委员会下属的燃气、电力和通讯部门工作。在燃气部门，这里一共12个工作人员，其中6个都是会计师。一次，刘铁看到黑人女士维多利亚正在核算AGL（亚特兰大燃气和照明公司）下属一个财务会计公司和母公司的账目往来。

　　他相当惊讶：你们不是号称自由经济吗？核算公司账目这样的事，连我们的政府都不会管啊！

　　维多利亚则向他解释，AGL的会计业务并没有请外部事务所来做，而是交给了集团内部的子公司，因此这笔开销要扣除在AGL的成本之外。

　　政府之所以这么关心AGL的成本，是因为在燃气这样的天然垄断行业内，不可能充分展开自由竞争。为了控制垄断利润，美国政府通常定出固定的利润率，企业根据这个利润率和成本来制定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所以成本成为政府监管的关键所在。

　　由于政府掌握详尽的成本核算情况，在制定价格的听证会上，企业根本不可能通过虚报作假来获得涨价的许可。对比国内的价格听证会，民间将其戏称为“涨价听证会”。每次涨价总是百分之百能获得通过。

　　“国内的垄断行业，政府命令他们要怎么怎么，可他们总拿成本说事。他们的成本谁来核算？失去监管的成本，都用在豪华车上，用在员工的超高待遇上了。”刘铁说到此声音提高了，“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没有真正利用这些管理技术来实施有效的监管。”

　　美国的听证会吸引了罗晓东。按照赵世勇的说法，“晓东常跑去参加各种听证会”。这些听证会给罗晓东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不同利益主体间展开反复而充分的讨论，而政府则扮演平衡各方利益的角色，绝不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