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说我有女足情结，我想是吧。对于任何一个把足球当情人的中国男人而言，中国女足都给过他们美好的回忆，这种玫瑰色的回忆代表了一个女足时代。

　　（一）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足夺得银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转播。负责男足与女足的解说。女足踢得非常出色，比赛也好看，一路杀进决赛，最后1：2惜败东道主美国，获得亚军。女足比赛是观众们非常喜爱的项目，收视率很高，比赛踢得精彩，我的解说很投入，也动感情。

　　那一届女足踢了几场漂亮比赛。半决赛赢巴西，在1：2落后又少一个人的情况下，韦海英两个进球反败为胜。这样的比赛结果漂亮，过程也精彩，所以带动了我的解说情绪。后来很多观众说，是我的解说让他们关注并喜欢上了女足。其实是女足姑娘们本身的精彩表现吸引了大家，我更应该感谢这些可爱的姑娘。

　　1999年，女足世界杯在美国举行。这次中国女足踢得更好，顺风顺水打到决赛。当时的政治环境很特殊：1999年发生了美军轰炸我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中美关系处于非常微妙特殊的时期。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观看了中美女足决赛，并在赛前到更衣室接见了女足姑娘，引起国际关注。

　　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以失球最少进球最多的优异成绩进了决赛，这样的表现堪称完美，最令人难忘的是半决赛5：0赢挪威。

　　我们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又赶上女足这种非常争气露脸的比赛,作为一名中国记者真的是非常自豪和幸运。

　　决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举国关心。赛前，总书记给女足的贺信传真件也传到了前方，台领导打电话到前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要求我注意解说尺度的把握，要客观、公正、中立、不愠不火、适度倾向等等。而且，要在转播中朗读几遍总书记给女足的贺信，我不是播音专业科班出身，担心自己的朗诵能力不好。要知道，在台里，一般这一类的重要任务，都是罗京、李瑞英老师才能胜任的啊，那才是真正的“国嘴”啊。而且，在比赛中什么时间怎么朗读贺信也挺费思量。事后得知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都在北京时间凌晨起来观看了直播。现在回想起来，让我还有点儿紧张。

　　但是，比赛一开始，我就把一切杂念抛在脑后，像平常一样本着对比赛形势清醒的判断分析，对专业技术、战术动作冷静的描述，开始准确地讲解，进入了自己的最佳“比赛状态”。比赛结束，中国队点球惜败。同事们说我脸涨得通红，两眼充满血丝。女足的失利对我来说非常残酷，我是多么希望她们获得胜利，能拿一次世界冠军。事后有人说，这可能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次在决赛之前，国家领导人就给运动员或运动队发贺信肯定他(她)们的成绩，是空前的。

　　（二）

　　那个夏日的清晨，也许是历史上那一时段全中国电视机打开几率最高的时刻。后来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没完没了》中还借用了这个事件。当葛优到傅彪演家里讨债的时候。傅彪正在看比赛的转播。电影里的画面是傅彪流着眼泪的特写，电视画面的同期声是我为那场比赛播报的结束语：“中国女足点球决战惜败给美国队，获得亚军。”冯小刚很巧妙地用这样一场比赛交待了时间背景：1999年，那个玫瑰色的夏天。

　　女足姑娘们虽败犹荣，回国后观众、媒体的反应都很热烈。总书记及其他几位常委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们，而我也有幸解说了一场被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关注的足球比赛。在那个时候，中国足球第一次离世界冠军是如此接近。

　　那是段幸福而又带着一丝苦涩的回忆。后来我和女足队员们成为朋友，我感觉自己是她们当中的一员。大家在一起欢聚的时候，都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不愿意提起那个时候的话题。我总是很滑稽、善意，但又缺乏自知地试图安慰她们，希望她们在退役之后生活得快乐一些，不要因为两次在世界冠军门槛上跌倒，而让自己的生活带着一种心结，永恒的郁闷。其实，如果她们有心结，我一定和她们得了同一种病，我一点不比她们病得轻。

　　2000年初，女足获得世界杯亚军之后，优秀的中后卫温利蓉嫁给了我的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记者梁悦，我担任了婚礼司仪。

　　那一年，女足的目标是在悉尼奥运会上冲击冠军。1999年她们获得了那么多的荣誉之后，在奥运会上只能是有进无退，冠军是惟一目标。

　　但是，我却感觉并不容易，奥运会不好打：一方面是人员的伤病问题，状态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压力思想包袱多了，面对这些管理层也感到不知所措。悉尼奥运会上，女足未能进入半决赛，对我来说虽然很伤心痛苦，但是并不意外。在解说中，我一点也没有责怪她们，我在其他媒体上写评论也是充满理解的肺腑之言，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呼吁观众球迷给她们更多的理解和爱护，感谢她们曾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

　　再后来，女足跌入低谷。我没对女足队员说过什么批评责怪的重话。女足在亚洲屡屡不敌朝鲜，2003年亚洲杯的决赛中国队再次输给朝鲜。

　　（三）

　　1999年和2000年时，我曾提出女足的危机论，反对把女足盲目、简单地推向市场，搞所谓的“伪职业化”。因为我们女足的优势在于过去计划经济专业体制下获得的优势，我们的队伍是专业运动员组成，这是一个独特而良好的训练培养体系。女足从来就没有过真正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专业化的培养体制才造就了黄金一代。

　　而在欧美，女足的群众基础比较普及。只要有奥运会和世界杯这两大赛事的吸引和推动，他们的体育组织一定会很好地发挥群众基础雄厚的优势。在半职业化的体制下，西方的女足队员选材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而我们在薄弱的群众基础的前提下，却首先放弃专业化的优势，无异于杀鸡取蛋，竭泽而渔。就算要搞所谓的职业化，也应该是半职业化，类似于中国的男子足球职业化之前的那种企业赞助与专业队结合的形式。

　　但是，2000年所谓的女足职业联赛还是开始了。其结果：女足联赛门可罗雀。广东的女足市场最好，也只维持了两三年。由于市场萎靡，女足获得的赞助也是杯水车薪，女足队员工资待遇也没有得到提高。2003年因为“非典”的原因，女足世界杯改在美国举行，中国队在8进4的比赛中被加拿大淘汰。这个结果并未让我感到意外；黄金一代留下的老本已经消耗殆尽，世纪最佳女足球队员孙雯退出国家队，中国女足历史性地跌入低谷。到了2004年奥运会0：8失利，更是个耸人听闻的比分。

　　然而，失败却是难以避免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结果的到来，让人们必须正视女足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女足今日之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

　　“You are the queen of my heart(你是我心中的女王)”（编者注：出自英国乐队Westlife(西城男孩)的单曲《Queen Of My Heart》）。

　　有一年的国庆节，我收到了跟随女足在美国采访的王奇发来的短信，说代表女足的姑娘们问候国庆。我给他回了一个短信，让他转达对女足姑娘们的问候，当时我就写了一句话：“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You are the queen Of my heart。”今天，我还用这句话作为我个人送给女足姑娘们的祝福。

　　2005年10月第十届全运会上，我在南京碰到孙雯。我们彼此安慰和鼓励对方，说要开心一点，生活是美好的，生活还要继续；我们都经历过辉煌。一切都不算什么等等。许多话都记不住了，但我清醒地记得孙雯的伤感，她说：“那是多么好的一批队员啊!多可惜呀!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一批队员了。”

　　2005年底。十运会结束两个月之后，孙雯复出了，重新返回女足国家队。我听到这个消息一点也不意外，我想她一定是在退下来之后，才感悟到足球本身带给她的那种单纯的快乐，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给她的。她从那两次世界亚军的失败阴影当中走了出来，可能是真正理解足球场上的那种胜负了。我觉得她现在踢球，就像巴乔在1994年世界杯之后回归意大利国家队一样，不是为了胜负踢球，不是为了别人踢球，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所以，我相信她的复出是快乐的。我相信，她能够给中国女足带来很多的帮助。当然，她也更需要整个大环境正确的理解和宽容。如果我们能够和她想的一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她，也能够真正理解足球。

　　（摘自《像男人那样去战斗——我就是那个“说球的”》，朝华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