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份，我带领部分市县农办同志去韩国访问，特地找了一个离首尔二个小时车程的村庄参观了一下。当时，不少同志都有些意外，连声说，还没有我们的村子搞得好呢！房子呀，路呀都没我们修得好，环境也没有我们搞得美。我说，那当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与现在我们搞的新农村建设不完全是一回事。”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邵峰回忆起韩国农村之行时，印象仍然颇为深刻。

　　作为一个对韩国新村运动颇有研究的官员，邵峰认为，两者的区别至少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两者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正值工业化起飞前夜。而目前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起点明显高于当年的韩国新村运动。不同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的表现和主要矛盾也明显不同，当年韩国新村运动要解决的是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我国现阶段建设新农村，是在解决基本生活基础上，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解决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农民与市民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邵峰说，以浙江为例，目前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工业化提升、城市化提速，产业层次、消费水平和人的需求全面提升，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解决的问题自然也就“高级化”了，与30多年前的韩国新村运动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在于两者的内涵不同。“住草屋，点油灯，吃两顿饭”，是韩国新村运动开始时的大背景，也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1970年韩国农村有80%的农户住在茅草屋里。因此，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从修路、改房等村庄建设开始的。而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是中央在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为全面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的重大战略，内涵更为丰富与广阔。

　　按照他的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经济社会宏观要求和总体目标，解决“三农”问题的总目标、总任务、总思路和总抓手。从上世纪50年代推行的农业合作化，到80年代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再到90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眼点都是以调整农村内部的生产关系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说，历史上的新农村建设，内涵主要是涉及经济层面的内容。而如今中央提出的“20字”的新农村建设要求，不仅包含了看得见的基础设施、村庄等硬件建设，还包括了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软件建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全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社会现代化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方向。

　　最后是建设机制不同。韩国新村运动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由于当时韩国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政府财力不多，除组织动员外，只能给每个村一些水泥、钢筋等实物，而建设所需的土地和劳动则由农民来提供。如今，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新农村建设的许多事情，仅靠农民群众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应在政府的主导下，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来推进。这是一种“反哺式”的发展，它更加强调城乡之间的联系，更加凸显城乡一体化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