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孟贤

　　那年那天，我大吃一惊！素不相识的诗坛大家贺敬之打来电话。贺老对我说：“看了《文艺报》上你的抒情长诗《大鸟引我溯长江》，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们要见个面，你到北京来，到我家来，我们要畅谈！”听到这话，我满脸的惊诧陡然变成满心的惊喜。

　　自此之后，极易激动的我一直期盼和贺老见面畅谈。又过三年，2008年4月初，我省老作家沈虎根先生告诉我，“本月下旬贺老来杭，他邀你见面畅谈”。

　　那天，我一早便驱车赶往杭州。当我下车快步走向他的时候，居然情不自禁地背诵起他的令我动容的《回延安》。一脸慈祥、满面亲和的贺老，头发有点儿花白，却比较稠密，整齐地分梳左右两边，那饱满的脸庞，那充满文气的举止以及那轻言轻语显得很安详、很儒雅，也很有福分。

　　贺老穿一件偏灰加淡蓝小点子的羊毛衫，内穿一件淡黄色衬衣。我接过一杯绿茶，尔后坐在沙发上。贺老和我挨得很近。他的背后是窗，窗外是山是水是绿树是把春的色彩点染大地的红花……贺老微笑着说：“今天，咱们放开来谈，想谈什么就谈什么。”是的，我们的交谈非常随意，非常轻松，也非常广泛，更多的时候，贺老要我多讲讲。我知道贺老要了解我，于是，我把对中国诗坛的看法与想法、长诗和短诗、评论和评奖、做人和作诗、关注和思考、良知和责任以及个人追求的目标，直率地“抖”给了贺老：我讲到中国诗坛（其实历朝历代）不缺短诗缺长诗，不缺优秀的短诗，缺少优秀的长诗；讲到中国诗坛应好好关注、关爱长诗，毕竟史诗性的作品——《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是由长诗（诗人）来完成的。我特别认为，当下优秀的长诗还是太少了。贺老不住地点头，认真而又亲和地说：“好！说下去！”

　　这时，窗外栖息在大树上的小鸟正一个劲地欢叫着。

　　理智告诉我：须少讲，让贺老多讲！我把话题转移到他人生的重要经历：他16岁步行到延安入“鲁艺”文学系学习、17岁入党、21岁完成我国第一部被誉为新歌剧里程碑的《白毛女》……当年他向周立波打听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内容和讲话。后来，当周扬出面请毛主席为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做一次讲话的消息传出后，他放下笔杆奔向窑洞前的露天场地——十分专注地坐在最前面，静静地聆听身穿带补丁衣服的毛主席的讲话。他说，毛主席操湖南方言作报告，为让人听懂，“他的语速很慢，整个报告有轻有重、生动易懂，且很风趣……”

　　这次报告，一直铭刻在贺老的心里。

　　贺老告诉我：在他创作《白毛女》之前，有人写的剧本没通过周扬和诗人何其芳这一关。那怎么办呢？谁来写？经过考察和研究，最后领导相中了贺敬之。小小年纪的贺敬之经过艰苦劳作、反复推敲、深入思考和多次修改，终于完成了《白毛女》的创作，作品生动地表现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贺老告诉我：“1945年日理万机的毛主席观看了《白毛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周恩来总理也非常关心，他忽而这里坐坐，忽而那里坐坐，不间断地调换位子，目的是为了了解舞台的音响效果和演出效果……”

　　笑呵呵的贺老轻声轻语地说道：“当年在延安很少见到周总理，他太忙太忙，他要跑重庆，去南方，风风火火，马不停蹄。”最让贺老叹服的是，周总理记忆惊人，在延安时贺敬之还是个大小孩，1949年召开的文代会上，周总理仍能叫出他的名字,令他又惊诧又欣喜，周总理还笑问贺敬之：“你怎么还搞青年工作？”贺答道：“是的，我在联大搞青年团工作。”

　　话题转换中,贺老讲到当年在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看见身穿八路军军服、已是中年的冼星海，充满激情的他创作了《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以及《黄河大合唱》等不朽名作；讲到自己在田地干活、迅即转身和著名美术家华君武抡起大刀片上场充当群众演员；讲到自己在油灯下为秧歌队创作《瞎子算命》《拖辫子》等多部秧歌剧；又讲到创作《南泥湾》和《翻身道情》等歌词的情景；还讲到他聆听了总司令朱德讲话后，和丁玲、公木、李季、侯唯动、于兰、王昆、郭兰英等一起交谈、一同散步的往事……

　　这时，我们的话题回到了诗歌创作上，贺老定要让我再讲。于是，我讲了自20世纪60年代发表散文、散文诗和短诗以来，主要精力用于抒情长诗的创作，在《诗刊》《文艺报》《中国作家》《文学报》《清明》和《红土》等多家报刊发表抒情长诗三十余首（部），其中有为真理献身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而创作的《太湖,颤动着青山的怀念》，有为历尽坎坷、历史上第一个徒步考察黄河的著名地质学家杨联康而创作的《黄河的儿子》，还有浪漫主义长诗《海上追月》《用你的额头智慧中国》《你在历史的深处》《追问大海》和《乙亥吟》等等，说到这里，我赶紧刹车，请贺老多谈谈，多指教。

　　贺老喝了一口茶微微一笑,他说：“看了你的1500行的抒情长诗《大鸟引我溯长江》，深感全诗感情很真挚，很强烈，对我有很大的感动。相信你以后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谢谢贺老的鼓励，恳请贺老多多批评指教！”贺老笑了笑，关切地说：“以后要写得精练一些，不要写得太长；要适合朗诵，让有些段落易记、易背……”接着，还谈到他的诗见，即“诗不要意象叠加，不要形象太多，形象太多就模糊了”；还谈到“含蓄与内在思想的明快结合”！我以为这句话——特别是“明快”一词说得多好呵！

　　我咀嚼着他那语重心长的话。

　　紧接着贺老谈到他的诗之主张，即“诗还是要表现现实，要准确表现现实，从内容到形式，让社会认同”，还说“诗要讲究艺术性，不能散，要注意诗的内在韵律和结构……”他认为一个诗人所以能写出大作品，抑或经典之作，作品中定有“真、深、新、亲、心”之特征，这可是真知灼见啊，具体地说，优秀之作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一定是出于真情实感的，且是深挖生活的结果；优秀之作绝不落俗套，且与人民亲、与大地亲……

　　这时，贺老的夫人、著名诗人柯岩走了过来，她当年的代表作《周总理，你在哪里？》震撼诗坛，我当然是肃然起敬。她笑着问我的创作、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

　　我告诉他俩：我们兄妹五个从小受到父母严格的教育。由于家贫我14岁便做搬运工，和大一岁的哥哥每天随船装卸六七吨的煤炭和矿石，16岁进厂当学徒（当车工），因痴爱文学，每天晚上去图书馆看书看报，每个星期天站在湖州邮政局阅报栏前，隔着玻璃看副刊作品。一次看到诗人沙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大江东去》一诗，很激动，不住地问自己：“我什么时候能写出？什么时候？”

　　交谈中,我还重点讲了一直拜读贺老的抒情长诗，如《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等名篇，从中影响了我。每每读罢，激动得坐立不安。那些年，我常在夜晚独自背诵、独自揣摩，努力进入诗境中……我在讲述中看到贺老和柯岩有明显的不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贺老，很文气、很安宁、很睿智；而柯岩呢？她的敏锐、她的谈锋，非常鲜明！

　　不知不觉已12点多了，贺老说我们边吃边谈。席间，柯岩不停地夹菜给我，说“多吃点”，贺老不断地给我倒酒，边倒边说“多喝点”。

　　饭后我们又谈了起来。贺老送我几本书，柯岩大姐送我一箱书，令我激动不已，连连致谢！这时，我一看时间已是14点10分了，贺老该休息了。天哪，我没想到和贺老一口气竟谈了5小时零5分！我立即起身告辞，贺老拉着我的手嘱咐：“你到北京来，到我家来，我们再畅谈。”我点了点头，心中随即涌出一句古语：“德厚者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