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晗隽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促消费、扩内需的关键抓手，更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构成。浙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9.4%，人均消费支出居全国第三，在破除消费限制、创新服务场景上已率先破题。但以产业逻辑审视，我省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破解从“铺摊子”到“上台阶”的三道问题。

　　破解重“物”轻“人”的惯性问题。生活性服务业多属于“人对人”的产业，品质由从业者素质决定。但当前要素配置仍带有鲜明的工业经济印记，导致人力资本与闲暇时间两种核心要素严重供给不足。

　　人力资本积累滞后于多元需求。生活性服务业的最大瓶颈在于供给质量不稳，根源是从业者长期处于社会地位低、收入水平低、职业通道低的“三低”状态。

　　闲暇时间的生产性价值被低估。生活性服务业场景需要时间承载。浙江居民有酬劳动时间高出全国平均35分钟，6-17岁的青少年自由时间少于全国平均15分钟。时间账户“余额不足”，直接对冲了夜间经济、赛演经济等场景创新的拉动效应。

　　破解哑铃型结构下中间品质带的缺失问题。当前生活性服务业面临“广覆盖、弱品质、浅融合”的结构性瓶颈，满足中等收入群体的“普惠优质”服务尚有缺位。

　　基础服务陷入“低水平均衡”，身边需求难以便利化满足。物业、家政、社区商业等“身边经济”缺乏标准化供给与品牌化引领，居民日常消费黏性不足。

　　改善服务缺乏“信任经济”支撑，高端消费缺乏高品质出口。文旅、康养等领域过度依赖“首店”“首演”的流量逻辑，忽视基于长期运营的信任构建，类似胖东来、“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标志性IP稀缺。

　　新兴服务面临“制度真空”制约，标准缺失限制高端化发展。全屋定制、银发经济等新业态方兴未艾，但乱象频发。

　　破解制度协同的隐形限制问题。生活性服务业横跨十余个部门，“条块分割”的现行治理体系与产业融合发展需求形成鲜明张力。

　　标准碎片化抬高合规门槛。养老托育领域消防、食品、卫健标准互认不足，小型机构合规改造成本占运营成本20%以上。商业外摆审批下放后监管标准仍不统一。这种“各管一段”的治理模式，构成产业发展的隐性制度成本高企。

　　社保金融覆盖不足制约规模化。针对中小微服务企业的信贷产品仍以抵押物为导向，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覆盖存在盲区，直接影响从业队伍稳定性。制度底座不够平整，政策创新难以转化为系统竞争力。

　　为此，真正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迈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需要实现从“管行业”到“育产业”的变革。

　　确立“人力资本优先”的投资导向。单列生活性服务业人才专项，参照制造业“工匠培育”力度，对养老护理、托育保育、家政服务等紧缺工种给予长期薪酬补贴和职业晋升通道，让“服务者”真正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

　　实施“重点领域能级提升”工程。对标国家明确的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等四大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聚焦家政、养老、托育、健康管理等薄弱环节，通过特许经营、品牌授权、连锁化改造等手段，培育一批区域性服务品牌，提升数智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

　　构建跨部门的服务业治理框架。以放宽准入、清理隐性壁垒为突破口，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高频事项跨部门联审联办。统一服务质量标准，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跃升，本质上是一场从“物的投资”转向“人的投资”的发展范式变革。打通要素、结构、制度这三个断层，不仅关乎产业本身从“大”到“强”的质变，更关乎共同富裕背景下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真实成色。让高品质服务便利可及、让每一位服务者体面有为，应当成为浙江探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