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章忻

　　全省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大会提出，加快培育一流创新生态，让创新人才竞相涌现，让创新主体茁壮成长，让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创新成果是一流创新生态“沃土”上培育出的丰硕果实。果实结得好不好，不仅是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实现从“0到1”的创新突破，更在于科技成果能否跨越“死亡之谷”，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十五五”时期，作为创新强省的浙江如何在建设一流创新生态中走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

　　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耦合器

　　记者：创新是场漫长的“马拉松”。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您认为，“十五五”时期，我们在科技成果转化上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陈劲：科技成果的价值在于运用。之所以要走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是因为它是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耦合器，是打通“科技强”到“产业强”的必经关口。

　　从价值实现的角度看，如果成果转化通道不畅，大量的前沿研究就只能停留在论文或专利阶段，无法形成现实生产力，科技创新就成了“无的之矢”。从国家战略安全层面来看，当前外部环境急剧变化，“最后一公里”上的“卡脖子”往往比基础研究上的落后更致命，一旦生产制造环节被阻断，整个产业链就有可能进入停摆的状态。

　　尤其是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关口，我们面临的科技创新形势已经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将不再仅仅是赋能的工具，而是重构产业体系甚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AI驱动下，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如何让AI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贯通”，真正实现从实验室的“智慧涌现”转化为提升工厂车间的现实生产力？这不仅事关技术迭代的问题，更是生产函数、组织形态乃至社会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重塑。

　　其次，“大国博弈”的阵地前移。当前的全球经济竞争，已从产品竞争、产业链竞争，演变为包括产业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基础能力在内的产业体系竞争。这意味着，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实际上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过去我们可以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但如今在诸多“无人区”领域，我们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模仿，必须依靠原始创新、颠覆式创新来开辟新赛道。

　　再有，传统的“科学—技术—产品”线性转化模式正在失效。产业创新开始反向牵引科技创新，企业不再是技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技术需求的“出题人”和成果价值的“阅卷人”。如何构建“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的全链条闭环，成为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关键。

　　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的浙江经验

　　记者：《2025浙江科技成果转化指数报告》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科技成果转化指数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从100提升至183.82。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而言，您认为浙江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可以提供哪些经验？

　　陈劲：我长期关注浙江的科技创新发展。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全省自主创新大会，高瞻远瞩地作出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战略部署。20年来，浙江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勾勒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上升曲线：2025年，浙江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四，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预计达3.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预计达到70%。

　　综合来看，我认为浙江在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先行优势”。一是“开源生态”的全球站位优势。浙江拥有DeepSeek、通义千问等全球领先的开源基础大模型，以及魔搭社区等中国最大的AI开源社区。这种“原生技术+开源社区”的双牵引机制，让浙江站在了全球AI创新生态的第一梯队。这种生态不是靠补贴堆出来的，而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具备极强的韧性和自进化能力。

　　二是为“两创”融合积累了体制机制优势。浙江是全国最早系统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省份之一。通过首创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机制、构建“安心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范式等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上“双保险”，浙江在破解体制机制堵点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形成了丰富的“改革样本”。

　　三是民营企业拥有澎湃的创新活力。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的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新锐力量崛起，证明了浙江不仅有传统的“草根创业”活力，更具备了“硬核科技”爆发的土壤。在我看来，浙江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稳居全国前列，已经形成了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科技领军企业的完整“雁阵”格局。

　　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久久为功。据我观察，近年来，浙江已经将这些在科技创新领域形成的“先行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形成了一套具有示范意义的“打法”，这可以为其他省份在探索促进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的新途径上提供鲜活经验。

　　比如，在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上，强化“有组织科研+全链条布局”。浙江通过“315”科技创新体系与“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创新链”对“产业链”的精准覆盖。特别是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确保技术供给的“源头活水”。同时，通过建立“平台+高校+企业+产业链”的结对合作机制，推动高能级科创平台不是“关起门来搞研究”，而是“敞开门来做服务”。

　　再比如，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上，做实“四题一评”新机制。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承接者和主导者，浙江正在探索的“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模式，是对过去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深刻重构。这种模式让企业的技术需求成为科研的“靶心”，研究院的成果最终也要在车间里接受检验。它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不敢出题”和领军企业“怕泄密”的顾虑，真正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还比如，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上，打造“概念验证+中试平台+科技金融”的支撑体系。浙江正大力推进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并在中试平台引入专项保险，政府提供保费补贴，以市场化手段化解中试失败的风险，跨越实验室与生产线之间的“死亡之谷”。同时，浙江通过科创母基金、AIC股权投资试点等，引导更多资本做“时间的朋友”，敢于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抓住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牛鼻子”

　　记者：浙江在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大会上提出，要持续在“政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上下功夫，大力推进“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结对合作，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陈劲：浙江提出，力争到2030年，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生动局面全面形成。我认为，要在建设一流创新生态中让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走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至关重要。而作为其中的重要主体，科研院所、企业、创新平台之间能否做到结对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牛鼻子”。对此，我有以下四方面的建议。

　　一是以“真需求”为原点，推动从“物理聚合”向“化学反应”转变。协同融通不能止步于签协议、挂牌子，应该来源于产业的“真痛点”。浙江可进一步深化“产业需求清单”与“院校能力清单”的动态匹配机制。鼓励高校科研人员蹲点调研、跟线作业，在生产线上找问题；鼓励企业用AI重构业务场景，向高校院所提出最前沿的“考题”。只有当高校的“书架”内容真正源于企业的“货架”需求时，产学研合作才能产生强大的内生动力。

　　二是以“人才流”为活水，做实“双聘”与“共享”机制。人是创新要素中最活跃的。要打破“政研学、校企地”之间的边界，首先要打破人才的“身份”边界。浙江已经推行了“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等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下一步，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再拓展。在深度上，可以推广高层次人才“校（院）企双聘”的实质化运作，让人才真正带着项目、带着团队在企业扎根。在广度上，可以推进人才在长三角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区域互认”，让浙江的平台不仅能吸引人才，更能让人才在流动中实现价值最大化。

　　三是以“产业链”为纽带，强化平台的“硬核赋能”。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平台是“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结合的关键节点。平台的建设要更加聚焦产业集群的“公共性”技术难题。比如，面向纺织、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建设产业集群级的人工智能赋能平台，降低中小企业应用AI技术的门槛。同时，鼓励平台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形成利益捆绑，确保平台的研发活动始终紧贴产业脉搏。

　　四是以“生态观”为引领，打造“最有感”的政策服务环境。浙江提出建设以“最为有感”为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这要求我们的政策供给要从“给优惠”向“给机会”“优环境”转变。一方面，要发挥好“链长+链主”的机制作用，在重大项目布局、应用场景开放上，对“政研学、校企地”协同的创新联合体给予倾斜支持。另一方面，要在法治轨道上护航创新，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纠治各类干扰创新活力的行为，让法治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参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考核机制，让更多耐心资本敢于涌入协同创新的“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