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将浙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生动实践，系统转化为“大思政课”的源头活水，是引导青年洞察时代、投身伟业的重要路径。它要求教育者引导学生，从“八八战略”的演进中把握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从破解发展难题的历程中领悟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从地方经验升华为国家战略的跨越中理解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

　　省域治理的“成功密码”与理论萌发的“实践先声”

　　“大思政课”的生命力在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度与信度。浙江实践之所以能成为不可多得的教学富矿，源于其内在的三个核心逻辑基点，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在地方生动实践的坚实三角支架。

　　第一，战略擘画的系统性与前瞻性，提供了理解顶层设计逻辑的范本。“八八战略”是浙江全部工作的总纲领，其深刻性在于它绝非应对一时一地问题的战术集合，而是一次基于对省情深刻洞察、对规律精准把握的系统性、前瞻性战略布局。在“大思政课”中全面梳理“八八战略”从系统提出、到丰富发展、再到深化升华的全过程，本质上是向学生展示国家与省域层面如何运用战略思维进行系统性、前瞻性治理的鲜活过程，使学生了解到宏大国家叙事背后的严谨逻辑与科学规划。

　　第二，理念萌发与验证的在地性，构成了理论溯源溯流的生动现场。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这意味着诸多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念，最早是在浙江的土壤中破土、萌芽并得到初步验证的。讲授这一从“浙江萌发”到“全国实践”的源流关系，能使抽象的理论具象化为可感可知的地方故事和历史场景，极大地增强理论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让学生理解党的创新理论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的科学体系。

　　第三，实践成果的示范性与可诠释性，支撑了从地方经验到普遍话语的跃升。浙江的发展成就，不仅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更因其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具备了被深度理论诠释的丰富内涵。例如，浙江在“千万工程”引领下实现的乡村深刻蝶变，就可以被系统阐释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共同富裕的经典案例；数字政府建设所体现的治理效能革命，则可升华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中国方案。这些实践成果为“大思政课”提供了坚实而鲜活的“事实基底”，使教师能够引导学生从具体的、成功的浙江现象出发，运用理论工具进行剖析，自然而然地抵达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理性认知，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同的飞跃。

　　贯穿于实践深处的科学思维与系统方法

　　浙江实践之所以超越普通的地方经验，成为“大思政课”的方法论宝库，关键在于其发展进程中一以贯之并得到卓越运用的科学思维与工作方法。这些内嵌于实践肌理之中的方法论精髓，是将浙江故事升华为教学案例、将发展智慧转化为育人资源的桥梁，为学生提供了观察中国之治、分析时代之问的“思想钥匙”。

　　其一，是系统思维与整体治理的典范。“八八战略”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千万工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项历时二十余年、一以贯之的复杂系统工程。它从整治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小切口”入手，逐步拓展到乡村产业、文化、治理、生活的全方位“大变革”，展现了“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成效一体化”的系统治理智慧。剖析这一历程，能让学生深刻理解，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问题，必须善于运用系统观念，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

　　其二，是问题导向与底线思维的实践。浙江的发展始终在破解“成长的烦恼”中前行。面对“先天的资源约束”与“后发的环境压力”，浙江没有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较早确立了“生态省”建设目标，这体现了对发展底线的前置性守护。从在全国率先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到推行严格的环保准入标准，再到发展生态经济，这一系列举措生动诠释了“该为的必须为”（保护生态）与“不该为的决不为”（牺牲环境）的辩证统一，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发展观、政绩观的绝佳案例。

　　其三，是扎根群众与务实创新的统一。浙江的活力源于市场、源于基层、源于群众。“枫桥经验”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创造，历经时代淬炼，升华为“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的现代治理范式，其灵魂正是“依靠群众、源头预防”。同时，浙江干部与企业家群体中深厚的“务实”基因，使得各项政策创新与商业探索都能紧密贴合实际需求，不尚空谈。这为阐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最为鲜活的当代注脚。

　　从“地方性知识”到“普遍性叙事”的范式贡献

　　将浙江实践融入“大思政课”的最高价值，在于其成功实现从“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叙事”的创造性转化与升华。这不仅是教学案例的简单引用，更是通过浙江这一“重要窗口”，向学生生动展示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中国方案的可行性与中国价值的普适性，从而为构建具有强大解释力与感召力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地方注脚与范式支撑。

　　一是在发展范式上，浙江的探索破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二元难题。它通过“山海协作”探寻先富带后富的有效路径，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重塑产业竞争力，通过“未来社区”与“未来乡村”的协同建设描绘城乡共富新图景。这打破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中“城乡对立”、“增长与分配矛盾”的固有叙事，展现出一种更具包容性、协同性的新发展范式，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省域尺度上的完整拼图。

　　二是在治理话语上，源自浙江的诸多实践已成为具有标识性的中国治理符号。“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2.0建设的迭代升级撬动了全域政务服务革命，其核心是以“政府自我革命”换取“市场活力与社会便利”，展现了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方向。这些实践共同构成了一套立足中国国情、高效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话语体系，有力回应了“一个国家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世界性课题。

　　三是在价值传播上，浙江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探索，本身就是对中国发展价值目标的直接宣示。它用实践表明，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核心在于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包容性发展机制。这种以扎实制度创新和具体发展成效为依托的叙事，远比抽象的价值争论更具说服力，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直观的“事实基石”。

　　（作者为浙江省“八八战略”研究院、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智库联盟、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浙江财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