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舫

　　清晨的赣鄱大地，总被一层薄雾笼罩。

　　这雾，是历史长河奔涌的吐纳，是岁月深处的悠叹。薄雾轻轻覆在南昌城的城头，为这座英雄城平添几分苍茫。当时速三百公里的高铁如银龙般呼啸而过，窗外的田畴、水泽、城郭被压缩成流转的光影。就在这现代与古老交错的刹那，我仿佛听见——1936年深秋的那声呐喊，穿透九十载烟云，在时空隧道中隆隆作响。

　　这是深埋在大地之下的风洞的回响。

　　南昌风洞，是烽火岁月里不灭的科学火种，是艰苦卓绝中生长的救亡篇章，是科学家用血汗与生命谱写的波澜壮阔的中国航空史诗。

　　一

　　1932年，上海的天空被撕裂了。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中华天空中如入无人之境，全国为之震惊，然而人们却束手无策。这痛楚，沿着残破的江河一路北上，沉沉地压进了清华大学静谧的夜色里。

　　梅贻琦校长书房里的那盏灯，已经好几夜没有熄灭了。

　　窗外疏影横斜。窗内，这位掌舵清华的教育家，紧皱的眉宇间锁着整个国家的风雨。清华大学已经开始航空人才的培养，但是如何让人才投身抗战，报效国家？他猛地推开案头卷册，心头饱蘸的忧愤变成呐喊：

　　航空救国，势在必行！

　　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欲救中国，必先强航空；欲强航空，必先建风洞”，已成为一代有识之士的共识。这沉甸甸的信念，压在梅贻琦校长的心头，让他彻夜难眠。

　　就在这一年，清华大学组建了工学院，梅贻琦亲自兼任工学院院长。在工学院的机械工程系内，设有原动力工程、机械制造工程、飞机及汽车工程三个专业组，成为中国大学创办航空学科的发源地。三年后，飞机及汽车工程组改称为航空工程组。

　　一个关乎民族命运的命题被郑重写下：中国的天空，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的铁翼来守护。守护的起点，正是一座能够托举铁翼腾飞的风洞。

　　这座钢铁巨构，开始了艰难的开篇。

　　何为风洞？风洞是一种用于模拟气流环境的实验设备。大家所熟知的飞机、导弹、火箭等飞行器，无一不是通过风洞试验定型而翱翔九天。风洞，不是冰冷的钢铁管道，而是一座飞行器诞生前必须叩拜的“钢铁殿堂”，一个极限的“魔鬼训练场”。

　　在这巨型管道的深处，人制罡风呼啸而过，模拟着九天之上的真实律动。每一寸机身的震颤、每一道翼梢的涡流，都在这里被精准丈量、反复磨合。从图纸上的线条，到蓝天下翱翔的铁翼，其间横亘的，正是这座必须穿越的风之隧道。

　　然而，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年代，这片古老的土地却面临着最严峻的“失语”。可以说，中国航空工业几近于无，冲天的战鹰全靠重金求购，即使细小的零件亦付阙如。当“航空救国”的悲鸣响彻云霄，当救亡图存的呐喊在每一颗炽热的心中激荡，我们民族的天空，却因缺少这硬核的“科学之锚”，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1936年4月，清华大学校园里，王士倬教授弯着腰，拧紧了那座5英尺风洞的最后一道螺栓。

　　闸门开启，钢铁腔体内骤然涌起人造狂飙——每小时120英里的飓风撕开沉寂，能量比定格于5.05，仅次于加州理工学院的5.5。这一刻，不仅是一座风洞的苏醒，更是一个民族在航空领域的成年礼。

　　中国首座5英尺航空风洞研制成功，让全世界都为之瞩目。国际期刊随之惊叹：“中国航空研究，自此迈入实证时代。”

　　呼啸的气流，是献给长夜的星火，更是写给未来的战书。

　　彼时，华北的局势早已不容乐观。日军铁蹄踏过山海关，卢沟桥畔剑拔弩张，整个北平在刺刀的寒光中微微战栗。

　　风洞南迁，成为清华大学的无奈之举。

　　于是，一场关乎中国航空命运的选址之争，在南昌与长沙之间展开。两座城市，如同历史天平的两端，各自都有着厚重的筹码。最终，南昌以其深厚的航空历史赢得了这场辩论——作为中国航空中心之一，这里不仅已有中意飞机制造厂、空军教导总队、航空机械学校，更因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此振臂高呼“航空救国”时，那四个字已如不朽的铭文，深深镌刻进这座城市的肌理，融入了每一位赣鄱儿女的血脉。

　　毫无疑问，将风洞置于此地，便是将科学的火种，投向了最为肥沃的土壤。

　　当时的江西政府用最快的速度，连夜划拨旧飞机场南侧二十亩土地。于是，一场变革蓄势待发。

　　在这片如今被称为北京西路与丁公路交会处的土地上，一座远超之前的钢铁堡垒即将拔地而起，它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对天空最炽热的渴望。

　　1936年11月9日，南昌风洞正式破土动工。

　　在工地上忙碌的身影中，华敦德博士尤为关键。作为世界航空学界泰斗西奥多·冯·卡门的得意门生，他带来了导师在空气动力学领域的深厚学养，更带来了当时国际顶尖的航空工程理念。冯·卡门，这位后来被誉为“美国航天之父”的科学巨擘，其理论正通过华敦德博士，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华敦德博士俯身在铺开的蓝图之上，以精密计算校准着风洞每一处曲线的弧度。田野里，张捷迁教授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基坑里，亲自监督那3.5英寸薄壳混凝土的浇筑——这层相对轻薄的壳体，却要稳稳托举起直径达34英尺的庞然大物，其设计胆识、施工精度，在当时中国建筑领域堪称惊世之举。

　　与此同时，江西本土的智慧也在深深融入这项现代工程。

　　南昌建筑师黄学诗率领当地工匠，将赣鄱大地特有的红壤烧制、泛着千年窑火青灰的青砖，一砖一瓦地嵌入建筑的基座，让赣鄱的泥土与外来的钢铁紧紧相拥。

　　如此这般，这座风洞从设计之初就彰显着创新的锋芒：洞在许多方面都是中国首创，例如应用薄壳理论建造方法，风洞口径可以在10至15英尺之间切换，展现出超越那个时代的前瞻性；由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精心打造的螺旋桨，转动着自主研制的决心；独创的滑动支架系统，巧妙化解了露天施工的温度应力难题。南昌风洞除了那台作为心脏的500马力英国电机，这座钢铁巨构的每一寸肌理，从筋骨到血肉，都深深镌刻着“中国制造”的倔强。

　　1937年7月，冯·卡门远渡重洋，应约踏上南昌的土地。

　　这位匈牙利裔科学家，在目睹那座即将竣工的钢铁堡垒时，不禁为之震撼。他沿着尚未完全干燥的混凝土通道缓步前行，手指轻抚光滑的洞壁，最终在巨大的试验段前驻足。

　　“不可思议！”冯·卡门推了推眼镜，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此后他在回忆录中赞誉：“这座风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比加州理工学院的要大50%！”

　　此刻，洞体混凝土外壳已完全凝固，在夏日的阳光下泛着青灰的色泽；螺旋桨叶片经过精心抛光，闪烁着冷峻的金属光芒；所有辅助设施均已就位，只待那台500马力的英国电机完成安装，便可让这座神奇的风洞发出震撼世界的怒吼。

　　冯·卡门在当天的考察笔记中写道：

　　“中国人用最少的资源，创造了最大的可能。这座风洞不仅将改变亚洲的航空格局，更将重塑世界航空研究的版图。”

　　这次中国之行，在他的回忆录中以“中国航空发展初期”为题，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进行详细描述。

　　然而历史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就在冯·卡门离开后不到一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撕裂了华北的夜空。战争的阴云迅速南移，日军战机开始对南昌进行频繁空袭。炸弹如雨点般落在风洞周边，每一次爆炸都震得钢筋框架嗡嗡作响，仿佛这座未及展翅的钢铁巨鸟在炮火中发出悲鸣。

　　1938年3月，在日寇一次蓄意的精准轰炸中，一枚重型炸弹直接命中风洞底部。据战后勘查报告记载：“距地面十英尺以下的钢筋水泥全部崩毁。”这座承载着中国航空梦想的科学丰碑，在升腾的浓烟与烈焰中缓缓倾颓，最终化作一堆触目惊心的钢铁残骸。

　　那个本该响彻云霄的风洞，终究没能等来它的第一次轰鸣。冯·卡门的赞叹，只能遗憾地留在了中国航空档案里，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留下无尽的叹息。

　　二

　　风洞在日军的轰炸中轰然倾颓，钢铁的骨架化作满地残骸。

　　然而，那些参与建造的人，却不甘心。

　　毕竟，高翔的灵魂已经注入每一个参与者的血脉。图纸可以卷起带走，数据可以默记于心，那份要让中国航空翱翔九天的信念，已然成为无法摧毁的精神火种。一群怀揣着科学救国之梦的知识分子，携带着比生命更珍贵的蓝图，踏上了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悲壮迁徙。

　　1938年1月，连天烽火中，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的师生们开始了辗转南下的征程。他们先是抵达成都，在战时的艰难条件下稍作喘息，最终在昆明白龙潭的一处幽静山谷中找到了落脚之地。

　　这里没有南昌那般宏大的工地，只有简陋的校舍和摇曳的煤油灯影。

　　在昏暗的灯光下，庄前鼎、冯桂连等教授小心翼翼地铺开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风洞设计图。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标注，记录着那个未竟的梦想。他们深知，在战时条件下重建同等规模的风洞已无可能，但让中国航空延续血脉的决心从未动摇。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论证，他们决定因地制宜，建造一座口径5英尺的小型风洞——尺寸虽只有南昌风洞的三分之一，却完整保留了滑动支架、薄壳结构等凝聚着智慧结晶的创新设计。

　　1939年，当昆明风洞在西南边陲的山谷中轰然启动，那熟悉的气流呼啸声再次响起。这声音虽不及南昌风洞设计中的那般雄浑，却在每一个人心中激起了更深的回响。

　　在昆明山谷的简陋工棚里，科研人员借着煤油灯的光晕，将一个个精心打磨的木质机翼模型放入风洞。他们调整着攻角，记录着数据，在数据纸上勾勒出中国战机未来的轮廓。那些曾在南昌图纸上未竟的气动实验——关于翼型弧度、关于阻力系数、关于升力效率，都在这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这里，成了抗战时期中国航空工业在西南边陲的“秘密实验室”。苍天无言，群山不语，它们在山峦之间守护着中国航空的秘密。

　　当时还是西南联大航空系年轻学子的郭永怀，常常久久伫立在风洞前。这位未来的“两弹一星”元勋，在心中默默期待：每当风洞启动，那股人造狂飙呼啸而过，人们闭上眼睛，便能“看见”南昌那座钢铁堡垒——它的残骸虽深埋于废墟，但其不屈的骨架，却仿佛在这西南的气流中一次次重新站起，发出沉默而坚韧的咆哮。

　　物理意义上的风洞残骸，永远地留在了南昌的土地上，化作了历史的伤痕。然而，它所承载的科学精神、设计智慧、救国理想，却如同不灭的星火，跨越了烽火与山河，以另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深度参与并滋养了中国航空事业最艰难、最关键的早期探索。

　　这是一段深埋在古城的钢铁往事，经过了岁月的淘洗，从未被泯灭，质朴的南昌人更是从未忘记。在日军的轰炸间隙，当硝烟尚未散尽，许多普通市民便冒着纷飞的炮火，蹚过滚烫的瓦砾，从风洞的废墟中一寸寸捡拾扭曲的钢筋。他们将这些冰冷的金属，小心翼翼地藏进地窖、埋入菜园，仿佛收藏的不是废铁，而是一个民族等待重燃的火种。

　　众多守护者中，工匠李老栓的故事尤为动人。他在废墟中寻觅多日，终于找到几块风洞遗存的黄铜零件。这位老匠人没有将其变卖换粮，而是在自家后院支起小小的熔炉，将那些曾属于国家重器的铜件熔炼重塑，铸成一只古朴的铜鼎。鎏金的刻刀在鼎身游走，留下“航空救国”四个遒劲的大字。几十年过去了，古稀之年的老匠人手捧铜鼎交给儿子：“这鼎里，熔着咱们南昌的骨气。”

　　如今，这只饱经风霜的铜鼎静静地陈列在南昌航空博物馆的展柜中。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其表面已覆上斑驳的铜绿，但在专业灯光的照射下，那四个深刻的大字依然熠熠生辉。那不仅是熔炉的余热，更是一座城市从未凉下去的热血。

　　毫无疑问，风洞以另一种形式获得了永生——它活在每一代航空人的理想里，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坚守中。

　　在北京西路与丁公路交会处的那片空地上，再不见钢铁的骨架，只剩下疯长的野草与往来的车流。然而，每当有年轻的后辈问起这片空地的过往，白发苍苍的老南昌人总会停下脚步，目光穿越时空的帷幕，笃定地指向那片虚空：“瞧见没？那里，曾经立着一座能让整个中国飞起来的风洞。”

　　让整个中国飞起来！这并非缥缈的传说，而是一座城市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

　　1951年，带着历史的嘱托与未来的期许，国营320厂（即后来的洪都机械厂）在南昌正式组建。在第一批奔赴建设工地的工人中，不乏熟悉的面孔——他们正是当年那些冒着炮火从废墟中捡拾钢筋的工匠们的后代。父辈们珍藏的、已被摩挲得发亮的图纸，此刻在他们手中重新展开；父辈们未竟的誓言与梦想，此刻由他们接续。在青云谱机场旁，他们用竹木搭建起简易的工棚，用榔头和智慧敲打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雏形，誓要重圆那个在战火中陨落的航空梦。

　　1953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开始建设FL-5风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第一座1.5米量级低速回流风洞。1954年7月3日，历史的指针仿佛为之定格。南昌的天空碧蓝如洗，初教-5飞机——这架从图纸到零件都烙着“中国制造”印记的初级教练机，在无数道炽热目光的注视下，在跑道上起步、加速、昂头，最终轻盈地跃入苍穹。飞行员特地驾驶着这架飞机掠过风洞旧址上空，银色的机翼在阳光下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向那片沉默的废墟、向那段烽火的岁月，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不久，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的嘉勉信飞抵南昌，信中写道：

　　“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与天空中尚未散尽的轰鸣一同传到风洞旧址，废墟上的每一株野草仿佛都在暖风中挺直了腰杆，它们以顽强的生命姿态昭告世人：南昌风洞那未及奏响的钢铁序曲，终于在新时代航空人的手中，化作了响彻云霄的壮丽乐章。那深埋于瓦砾之下的报国精魂，也在此刻得以安息与升华。

　　三

　　中国航空百年征程，从赣鄱大地第一个钢铁巨构的残骸，到翱翔蓝天的C919大型客机——这条路，中国人走了一个世纪。

　　2012年，JF-12复现风洞横空出世，它已能模拟马赫数5-9的飞行环境——那是通往高超声速领域的门槛，是新一代航空航天器必须征服的疆域。

　　2023年，JF-22超高速激波风洞通过验收，其模拟能力达到了震撼世界的30马赫。这一刻，中国不仅追上了世界脚步，更在激波风洞技术领域实现了对西方20至30年的领先，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这些跨越时代的“风洞家族”，血脉里都流淌着同一个基因——那是南昌风洞在图纸上绘就的薄壳理论，是华敦德、张捷迁注入的创新胆识，是“中国制造”的倔强在新的历史维度下的磅礴回响。

　　站在瑶湖机场的观景台上，晨光为流线型的机翼镀上金边。当C919舒展双翼，在跑道上加速、昂首、离地，最终挣脱地心引力的那个瞬间，我的眼眶忽然湿润了——原来，那座沉睡在历史深处的南昌风洞，从未真正消失。

　　它向世界宣告：那座深埋在1936年南昌地下的钢铁构造，历经近百年风雨，终于长成了支撑中国翱翔于世界航空之林的铮铮铁骨。这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接力，也是一次震撼世界的精神涅槃。

　　在北京西路与丁公路交叉路口以北的南昌风洞原址广场，昔日的飞机场区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一方朴素的石碑静静矗立，上面镌刻着“南昌风洞原址”六个大字。广场中央的圆形地雕复刻了15英尺风洞设计图稿，让人恍若步入历史现场。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在此驻足，听导游讲述那段烽火中的科研传奇。

　　在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的展厅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每天都在无声地进行着。1936年南昌风洞的精密模型，与现代C919客机闪着金属光泽的真实部件并肩陈列。前者是梦想的蓝图，后者是现实的丰碑；一个承载着“航空救国”的悲壮，一个彰显着“航空强国”的自信。

　　每年金秋举办的南昌飞行大会，已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仪式。当国产战鹰呼啸着掠过天际，巨大的银幕上总会播放那部关于南昌风洞的纪录片。镜头里，华敦德教授泛黄的手写纸，变成了当代工程师电脑屏幕上跳动的三维模型；张捷迁教授在泥泞工地上的身影，幻化为总装车间里的机械臂交替闪现。

　　从孙中山先生在此播下“航空救国”的理想，到如今成为国家航空装备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南昌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将自己锻造成了中国航空史上不可替代的坐标。从筚路蓝缕到星辰大海，从未改变的，是那片让中国翱翔于世界之巅的赤子之心。

　　这哪里是冰冷的钢铁传承？这分明是燃烧了近百年的精神接力。从抗战烽火中的蹒跚起步，到新时代的鲲鹏振翅。

　　风洞无言，山河为证。

　　这，就是穿越百年、激荡不息的风雷之颂——它起于赣鄱大地上一座沉默风洞的无声惊雷，终将响彻民族复兴的万里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