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这一战略部署赋予开放更深刻的内涵，不仅意味着以开放促改革，更重要的是以开放带动全球治理和全球安全，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制度引领、创新驱动、互利共赢的新阶段。当前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前所未有的战略紧迫性和理论创新性。

　　从经济学视角看，对外开放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追赶、制度学习与结构升级的核心引擎，一国依据要素禀赋结构选择适宜产业，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资源配置。当前，我国已由“资本短缺型”经济体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体，对外开放的使命也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双向开放、全球布局”。特别是在内需增长面临结构性约束的背景下，外需依然是稳定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更为关键的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过去“开放倒逼改革”逻辑转向新阶段“开放促改革”逻辑，借助外资准入放宽、竞争机制引入、国际规则对接等，打破行政垄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可以说，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化改革的关键突破口。

　　“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的环境是错综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是艰巨繁重的。“错综复杂”是指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大国博弈局势日趋复杂；亚太供应链重构逐步深化，双向投资方向与以往相比发生重大变革；国际经贸规则进入密集、高频创新期。“艰巨繁重”是指从宏观经济“三驾马车”的作用来看，国内大循环下的投资和消费拉动动能不足，需要国际循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提供更大支撑。

　　大国博弈有“三重逻辑”。一是基于全球化生产力视角的“自办与市场逻辑”；二是基于逆全球化生产关系视角的“金融霸权与全球逻辑”；以及既强调贸易又强调金融的“中间逻辑”。“十五五”时期，开放不再仅仅是发展手段，更是促改革、促发展、保安全的核心动力，其功能定位实现了从“辅助性手段”到“战略性支撑”的跃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蕴含多个创新性提法：一是“制度型开放”取代“政策性开放”，开放重点转向法律法规、监管体系、产权保护等长效机制建设；二是“自主开放”走向“合作共赢”，加强同全球南方和金砖国家的全面合作，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开放哲学；三是“双循环”下的内外联动，双向投资、双向贸易当中的产业链内部横向整合和产业链外部纵向整合是相互协调的，通过高水平开放提升国内供给质量，达成内需导向型开放，以国际循环服务国内大循环升级。

　　面对复杂形势，传统招商引资、出口退税等工具已显不足，亟须构建更具前瞻性、精准性和协同性的新型开放工具箱。第一，探索“自贸试验区+特殊功能区”联动机制。浙江依托中国（浙江）自贸区，叠加跨境电商综试区、服务贸易试点、新型离岸贸易政策，形成“政策叠加效应”。第二，数字赋能开放新形态。浙江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推动建立“数字丝绸之路”标准体系，探索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机制，形成数字产业生态圈，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浙江方案”。第三，绿色开放工具创新。浙江率先开展绿色低碳认证国际互认，推动光伏、储能产品通过欧盟CBAM合规评估，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发行跨境绿色债券，引导资本流向可持续项目。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