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璞

　　说起中华典籍，那就不得不提两部书：一为堪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丛书的《四库全书》；一为明朝的《永乐大典》，中国古代最大一部类书。或许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两部典籍还有非常密切的前后关系。

　　作为一项规模巨大的文化工程，清廷编纂《四库全书》前后耗时漫长，并建成“北四阁”“南三阁”，成就毋庸置疑。可由于当时对文化的钳制，使得收录其中的一些文献或被删或被改，甚至还有不少珍贵文献因此被禁毁，不可谓中华文化一大损失。

　　但客观说，《四库全书》的最大价值之一在于，通过它完整保存了一批从《永乐大典》里辑佚的宝贵文献。

　　《永乐大典》被欧洲人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元年（1403），登基不久的明成祖朱棣决定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大典编撰前后耗时6载，共有3000多人参与，第一稿不满意甚至不惜人力物力推倒重来。

　　《永乐大典》内容包罗万象，全书1.1万多册，2.2万多卷，约3.7亿字，保存了14世纪前的中国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及各种技术等，称得上是明以前的“文化大集”。大典最大特色是，辑录了约七八千种明代以前的文献资料，抄录时几乎参照原文，不做修改。许多古籍因历史变迁而失传，幸由大典得以保存。

　　盛世修典，历来为明君的执政要义。熟谙历史的乾隆高举儒学大旗，对修书刻书印书之事尤为积极。乾隆六年（1741）正月，他下诏向全国征集典籍：“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书编。”手笔很大，可惜一直效果不佳。于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他再次下诏。

　　这次，安徽学政朱筠提了一条建议：“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观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乾隆当即批示军机大臣详细议奏。这一来，这封不过数百字的奏折，对《四库全书》的编纂起到直接作用。

　　乾隆查看《永乐大典》首函一东韵部“东”字10册后，再次下旨，除增派总裁人员、制定辑佚标准，进一步提出“后世流传已少者”“足咨启牖后学，广益多辞者”作为主要原则。

　　乾隆如此重视，军机大臣们迅速行动。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复奏，决定详查《永乐大典》，并待采集书籍汇齐后，“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乾隆同意了刘统勋的议奏，并口谕“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遂命以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等为总纂，开馆修书。不久，又下令丛书编成后即以《四库全书》为名，相关机构也因此获得“四库馆”的雅称。

　　校办章程由刘统勋拟定：一是地点。放在翰林院衙门内西边房屋，便于翻看《永乐大典》；二是人员。从翰林院等部门内选择三十人，专门负责签单。军机处再派一二人负责考勤；收掌官数名，负责《永乐大典》领取、分发以及交还；三是保障。《永乐大典》书册巨大，还要增派供差遣的杂役十名、搬运工四名、纸匠二名。由户部、工部保障桌椅板凳纸张等物资，并实报实销。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由于编撰《四库全书》的需要，后来他们还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点，结果发现少了许多。有人告密说，有可能是高士奇、徐乾学、王鸿绪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将《永乐大典》偷带回家了。当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于是，乾隆下旨两江总督及浙江巡抚到这三个人家中追讨，并带去了口谕，说这是国家的财产，如果是无意间收藏了就缴出来，过去之事不再追究。三家后人矢口否认，地方官员一无所获，只能不了了之。

　　不过，整体而言，终乾隆一朝，对于《永乐大典》保藏还是比较完好的。全书在乾隆时期还保存有9千多册。

　　随着王朝的衰落，大典历经清宫监守自盗、战火摧残，时至今日《永乐大典》仅存世410册左右，不到原书的4%，其中200多册在国内，其余流散在世界各地。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馆”共收大典本500多种，对《四库全书》这样一部共收录3400多种图书的超大型丛书来说，虽说比例不是很大，但相较存世的410余册大典来说，这批文献同样显得十分珍贵。

　　《四库全书》编纂自《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开始，成就了乾隆文治的巅峰之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永乐大典》也可以说是“四库”之源了。

　　（作者系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