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林婧

　　文明的薪火赓续，历来倚重文字记载。而卷帙浩繁的大型类书、丛书，正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三国时期，曹丕组织儒生编纂类书《皇览》；北宋《太平御览》以千卷规模，集纳大量史料；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举全国之力修纂《永乐大典》。

　　到了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将古代修书传统推向巅峰。《四库全书》涵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成就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之一。而与其他阁本相比，历经三次大规模补抄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内容更全、面目更真实，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

　　11月中旬，“千秋文脉万古流——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工程特展”在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展览以时间为轴，通过各类文献实物70余种，全面回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传承之路。现场，还有一整套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集体重磅亮相。

　　时至今日，得益于规模空前的整理出版工程，昔日的皇皇巨著正褪去宫苑的凛然之气，化作寻常案头的阵阵书香，融入温润而永恒的万家灯火。

　　嘉惠艺林，启牖后学

　　清代乾隆年间，紫禁城内，一项空前的文化工程完工——360多位高官、学者和数千名抄书人员，耗时近10年，编纂成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全书共36000余册，近8亿字，收录了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

　　按乾隆最初设想，《四库全书》仅抄缮四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辽宁沈阳）文溯阁、热河（今河北承德）文津阁、圆明园文源阁，即我们所说的“北四阁”。

　　“北四阁”也被称为“内廷四阁”，只供皇帝一人阅览。为“广布流传，以光文治”，1782年，乾隆谕令增抄三部送藏江浙一带的“南三阁”，即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

　　此次特展第一单元现场，进行了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等四阁《四库全书》的对照展陈。仔细观察会发现，文澜阁本与其他阁本相比开本略小，印鉴也有所不同。

　　每阁《四库全书》抄成之后都要盖上大印，“北四阁”每阁都有相应的“阁宝”，比如书页上的“文渊阁宝”朱文方印便是紫禁城内文渊阁藏书的重要标志。到“南三阁”就没有“阁宝”了，但文澜阁《四库全书》每册首页都印有“古稀天子之宝”，末页则盖“乾隆御览之宝”。

　　乾隆五十二年（1787），“南三阁”《四库全书》缮写完成，陆续发往江浙三阁。

　　三年后，“南三阁”《四库全书》正式开放之际，乾隆又亲自规定了“借阅规则”：“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如此三令五申，强调库书公阅，天下学人士子无不欣然景从。

　　“南三阁”中，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利用最多、流传最广的阁本。

　　道光年间，有位叫钱熙祚的藏书家欲刊刻一套丛书，招集了一帮学人士子寓居在距离文澜阁二里许的西湖杨柳湾。每隔几天，他们就摇着小船前往文澜阁借书，抄写完成后再一起进行校雠。最后，他们在杨柳湾待了两个多月，校书80余种，抄书432卷，收获颇丰。此后，精益求精的钱熙祚，又两度派人查阅文澜阁《四库全书》，收录补充大量内容，最终完成含经史子集四部，共计112种656卷的《守山阁丛书》。

　　“在半个多世纪里，‘南三阁’成为事实上的图书集散中心，类似我们今天的公共图书馆，《四库全书》则发挥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的独特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说。

　　行走于特展现场，1559册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呈阵列式陈列，环抱着几张书案——这是特别设置的互动补抄体验区。观众们端坐于仿古书案前，屏息凝神，手持毛笔，在一张张特制的描红页上，一笔一画地临摹着，仿佛化身当初在文澜阁借阅《四库全书》的学人士子。

　　风雨苦厄，志士接力

　　书之厄有四，“水、火、兵、虫”，其中尤以“兵”（战乱）为害最大。

　　咸丰十一年（1861），一场战乱波及杭州，文澜阁被当成了兵营。一时间，《四库全书》被丢出阁外，随之流传到民间。

　　一天，杭州藏书家丁申偶然发现用来包裹食物的纸张，竟是《四库全书》中的散页。他心头一震，立刻冲向包装纸堆拼命翻找，竟从废纸堆里捡出了数十册被污损的《四库全书》。

　　看着令人痛心疾首的情景，丁申与其弟丁丙决心冒死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他们带着几名胆大的乡民，悄悄前往孤山，趁着夜色，小心翼翼地捡拾散书，并肩挑背扛，徒步数十里运送书籍，将之藏匿在西溪风木庵，随后又转运至上海。陆陆续续，到了光绪七年（1881），库书残编入藏重建后的文澜阁时，他们搜集的《四库全书》残本已达8000多册。

　　丁氏兄弟抢救库书贡献巨大，受到了地方官员和学界人士的普遍尊敬，前后有《书库抱残图》三卷定格其护书之功。本次特展的第二单元，便呈现了由清代画家杨晋藩绘制的《书库抱残图》第二卷（仿制品）。

　　长达8米的画卷在墙面上完整铺开，当观众沿墙缓步前行，西湖孤山的全景便随之在眼前徐徐展开。画中，三叶扁舟正载着人与书籍行驶于湖上，将观众瞬间带回先贤们为守护文脉而奔波的现场。

　　在筹钱重建文澜阁、归还贮存的残册后，1882年，由丁丙主持前后历时7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缺卷、缺书工程启动，共补抄缺失书2174种，补足缺卷书891种。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丁氏补抄”。

　　辛亥革命后，文澜阁《四库全书》拨归浙江图书馆，供百姓享阅。1915年，钱恂（1912年2-11月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主持启动了“乙卯补抄”；随后，1923年又由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募款发起“癸亥补抄”。

　　补抄过程中，丁申、丁丙、钱恂、张宗祥等人在原《四库全书》的基础上，不断根据善本补齐内容。据初步估计，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比原颁《四库全书》多出8000卷，其中有的为不同版本分卷不同所致，有的则为补全原本漏抄内容。因此，相较其他阁本，文澜阁本内容更完整。

　　外交学院教授陈晓华认为，这场跨越三代人、历时数十年的补抄事业，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古籍修复工程之一，“它不仅是文字的复制，更是文化血脉的续接。”

　　文澜阁《四库全书》遭遇的第二次兵厄，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人自危。当时北平沦陷，文津阁本情况不明，文渊阁本“东躲西藏”，文溯阁书被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掌管，加之文宗阁本、文汇阁本、文源阁本早已被毁，文澜阁本一时之间成了“独苗”。

　　1938年2月，日军“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打着“接收”的名号，做着“抢劫”的勾当，派人从上海到杭州，搜寻文澜阁《四库全书》，想将其劫掠到日本。但他们在杭州四处疯狂扫荡后，并无所获。

　　因为一群势单力薄的书生，已经比他们先行一步。

　　从1937年8月初开始，正是这群有着坚韧意志的文弱书生，带着国宝翻山过河：由杭州出发，途经浙西、浙南、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四川……这就是世人口中那场史无前例的“西迁”。此次特展中，展出了抗战时期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相关档案、照片。

　　西迁途中，国宝颠沛。有文献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自浦城至江山峡口的路途中，山势险峻。恶劣天气下，一辆运书的卡车不慎翻倒，11箱书落入江中。捞上来的书若不及时曝晒、晾干，很容易“结饼”或霉烂。第二天，他们赶忙在当地城隍庙晒书。可连晒两日还未干透，但时间实在紧迫，他们只能再次装箱启运……

　　如今浙江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的书册中，一部分书页上的水洇渍痕和红印泥污就是那时产生的。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趟迁徙，直至重庆青木关，历时近九年。历千辛经万险，《四库全书》终于在1946年7月安全返杭。

　　文澜阁本的散佚、抢救、补抄、西迁、回归，穿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时光。它的命运就是近代中国命运的微观缩影，而它的重生，则依靠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和有志士绅。

　　文澜重光，数韵流芳

　　世人深知纸寿不深，想要延续这份文化瑰宝，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整理与“再造”。

　　2004年5月，杭州出版社与浙江图书馆携手，启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整理出版工作。

　　《四库全书》是国家一级文物，不能像拍摄普通书册一样，拆开后扫描，于是他们决定先采用数码相机拍摄，再通过计算机后期处理完成制版。

　　在特展第四单元，观众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曾经使用过的相机和自制翻拍支架。一个结构简单、只有几十厘米高的支架，耗费整整两个月时间设计制作，能上下升降、左右灵活摇摆，便于拍摄。依托这套特制设备，文澜阁《四库全书》在一年里被翻拍成234万余张照片。

　　在处理影像的过程中，挑战接踵而至。工作人员发现，补抄的书册与原版采用的纸张、墨色均有不同，特别是“丁氏补抄”期间补充的书册，字迹透页现象严重。他们反复试验，利用电脑软件对照片进行优化：先褪去纸面杂点与污渍，再通过分别处理栏线文字，最后将修整后的格子与文字精准合成。至于书页上原本笔迹细淡的小字，则在拍摄时用白纸衬底、加深字迹……

　　一整套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共1559册，重量达3吨。这令人不得不继续思考一个现实问题：何处能安放这座纸上的“文化大厦”？

　　借助现代数字技术，昔日令人难以企及的鸿篇巨制，如今也能在方寸屏幕间呈现。由浙江图书馆发起、蚂蚁集团志愿者团队提供技术支持的“文澜重光”书阁一体项目，让古籍从难懂难触变得可感可玩。

　　展览现场，几位观众在几块电子屏幕前驻足良久。一位女士指尖轻划，屏幕上的古籍书页便随之翩然翻动，读到不解之处，一只灵动的AI伴读御猫出现，对晦涩字义娓娓道来；旁边，有观众正沉醉于“云游”之乐，轻点感应区，屏幕中的场景便徐徐流转；另一块屏幕前，观众们则被“答题解锁数字徽章”与“古人性格指南”这两大互动玩法吸引……

　　“《四库全书》绝非静止的文物，而是贯穿‘创作—守护—活化—传播’的动态文明载体。”在浙江图书馆研究员张群看来，文澜阁《四库全书》既承载着古代文明的智慧积淀，又记录着中国人守护文脉、活化传统的当代实践。

　　从晚清民国的三次倾力补抄，到抗战烽火中有识之士的数千里西迁，再至今天，文澜阁本安然静卧于恒温恒湿的现代化库房、影印版典籍散发阵阵书香、数字技术将瑰宝送入我们的掌心……文脉接续的责任，在一代代护书人的虔诚传递中，从未失落。

　　当古老的文字重绽光华，沉甸甸的文明也继续向着一场深刻的旅程行进：从深宫禁院走向百姓书桌，从泛黄的史册深处，走向一个可期、可及的崭新未来。这一场跨越百年时光的“长征”，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