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明炜

　　《浮世的悲哀》是我三十年前为张爱玲所作的传记。

　　我第一次读张爱玲作品，是一本《半生缘》，记得是上初中在公共汽车上看完，此后念念不忘这个名字。

　　1994年，大四那年，我确定免试直升为复旦大学陈思和老师的硕士生。我到陈老师家里，现在不记得什么原因说起张爱玲，陈老师觉得我当时正在写小说，就提出我不妨写一部关于张爱玲的书。后来陈老师在文章中说，他是想试试看这个看上去还是个大男孩的学生能否做个素心人，脚踏实地做点事情。

　　在90年代初期，图书馆港台阅览室完全是不能进去的。凭着陈子善老师的帮助，我每天骑自行车从复旦到华师大，开始入库看港台报刊和书籍，学习如何使用资料。与此同时，陈思和老师去日本访学，给我寄来他用笔抄录的资料，并且从香港给我买来皇冠原版的张爱玲作品。我几乎完全靠着张爱玲本人的写作，和一些片段化知识，开始写作关于张爱玲的故事。

　　那一年已经有南京大学余斌先生的《张爱玲评传》问世，写得非常好看，但重点在评。我的写法则选择了讲故事的方式，潜移默化用上了我写小说的笔墨，但当然不是传记小说，而是用了小说的语言织体。那时候写得全无把握，但终究年轻，自认为能够写得了小说，也写得了传记。

　　父母为了支持我，专门买了家中第一台电脑，1995年春天我正式动笔，用了几个月时间，写了张爱玲的童年到青少年时期，基本上奠定了基调。把开头几章打印出来给陈老师看，他细细做了批注，说：写得不错。陈老师那时和我讨论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书中有些看法，我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未必是我能理解那么透彻，都来自陈老师的指点。

　　1995年暑假写到她的战后岁月。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来临，九月开学，我正式成为陈老师的研究生。我那时候的女友在报社工作，一天突然打电话来，宿舍房间里没有电话，一个楼里只有一部，阿姨喊我下楼听电话，我跑下来，接起来听到的第一句就是：张爱玲死了。我完全蒙住了，接下来几天报纸上都是关于张爱玲的报道。

　　陈思和老师给我找好了出版社，这时开始催促我加紧完成，我则陷入“低气压”的情绪，因为张爱玲后半生一片空白。刚好，此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吴盛青师姐，在即将去洛杉矶读博士之时，给我提供了第一批张爱玲在海外生活四十年的资料，香港大学的黄德伟教授则帮忙查到张爱玲在香港学习时的一些原始资料。我在几乎绝望的心情中，开始写张爱玲后半生的三章，这部分写于张爱玲逝世之后，与前面六章的笔墨有些不同，仿佛突然生死两隔，有了陌生的距离。但在当时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我大体写出张爱玲经过香港移居美国、在美国辗转流离、最后在洛杉矶“大隐隐于市”的生平轮廓，也提到了她后期如《粉泪》《易经》《少帅》《小团圆》等作品的题目，当时以为这些作品都遗落了。

　　最后定题目为《浮世的悲哀》，陈思和老师读完后，给予肯定，说这是一部上乘之作，与坊间流行的张爱玲传奇不同，并为之作序。台湾的一家出版社在1996年先出繁体字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简体字版。陈徵老师是我的责任编辑，记得出版之后，他带我去领取稿费，拿着支票到邮局换成现金，有近一万元，当时是一笔巨款，陈徵老师嘱咐我路上仔细些，这都还历历在目。台湾的稿费则是王安忆老师带给我的，这是我第一次赚到美金。

　　这都是开心的，但书写完之后，我像生了一场大病，精神上觉得落入虚无之地，此后十多年都不能看张爱玲的任何文字，实在是她的散文、小说，我都熟悉到可以背诵出来的地步，随便过眼哪一句，都能想到写作时候的感觉。过久地沉浸在张爱玲的世界，我自己也经历了张爱玲梦魇，又好比一场千疮百孔的恋爱，回忆起来只会心疼。

　　1999年，琼瑶的经纪人找到我，想请我编电视剧：《半生缘》和《张爱玲》。但我马上要出国了，只参与谈了两三次，琼瑶的经纪人仍旧送了一笔钱给我，算是酬谢或是助学，我很不好意思，后来两部电视剧都拍成了，我没看应该不算遗憾。直到李安拍《色·戒》，以及《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雷峰塔》《易经》《异乡记》陆续“出土”，我看到都像是遇到久别重逢的亲人，特别是读这几本都是自传性的书，像是重演一遍她的人生，里面的故事都是我知道的，只是现在像是提高了几倍像素的图片，更加清晰。但我此后再也没有碰张爱玲研究。

　　《浮世的悲哀》一书版权到期后，先后有一些出版社来联系再版，我觉得现在新“出土”的资料实在太多了，这本书只怕需要大修，我又没有时间，就都拒绝了。这期间，宋以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写张爱玲死的时候在地上铺了一张毯子，跟着出版的四十余种张爱玲传中都有这条毯子，宋以朗追索这条虚构的毯子，“冤有头债有主”，实在是我那时不知道美国有些公寓是铺有地毯（carpet）的，只看《时报》报道中提到她躺在地毯上，就想当然以为是一条毯子。这个错误让我内疚，更加不想出版此书。

　　直到拖得不能再拖，转眼三十年过去，我也进入中年，生活在美国，许多张爱玲后来去过的地方我自己也都去过了。到了2024年秋天，距离我开始动笔写此书，整整过去了三十年。2025年是张爱玲逝世三十周年。这几年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各种机缘巧合，让我不能再拖了，适逢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作品系列，编辑张诗扬女士判断，最先应该出的，就是三十年前的这部旧作。

　　我最后决定修订的方式是保持这本书的本色，不要改变太多，但为了纠错，我用了一个秋天读遍张爱玲逝世后“出土”的新资料，最重要的当数宋以朗先生编辑的各种资料，特别是张爱玲和他父母之间的两大册书信集。我感到欣慰的是，此书在那条毯子之外，并没有太多的错误。修订的原则是，我对张爱玲一生的叙述基本上保持不变，对于原稿正文只减不加。减掉的是我自己少年时候文艺腔太重的评论和联想，但对于新发现的史料细节则不增加到正文之中，关于这些新资料的意义，我另外撰写一篇《三十周年版后记》附在书后。

　　因此，呈现给读者们——新世纪仍在读张爱玲的人们——仍是一部我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写下的书。这本书我今天写不出来了，它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年轻的，张爱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也是年轻的。这是一个年轻人写另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无意之中，张爱玲成了我的半生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