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汉忠

　　又到稻菽飘香时，妹妹从乡下给我捎来两袋新碾的稻米，说是自家地里产的，让我尝尝新。于是，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又闻到久违的故园稻香了。

　　我的故乡江海平原，自宋元时期成陆以来，便与稻作结下不解之缘。据《海门县志》载“潮汐所至，斥卤之地，渐成膏壤”，先民们以苇草围田，引淡水洗盐，在咸涩的滩涂上开辟出最初的稻田。进入近代，乡贤张謇在故乡兴修水利，推广“棉垦兼稻作”的革新，从此江风海韵中又飘出了稻米的芳香。只是囿于盐碱地的桎梏和耕作培管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导致水稻亩产偏低，稻米难以成为乡亲们餐桌上的主食。

　　在岁月的长河中，水稻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历史的灿烂星空中。饭香与渔歌交织成最早的“鱼米之乡”。至唐宋，稻米渐成盛世的底色。张演笔下的鹅湖山下，稻粱丰硕，肥美无比，“稻粱肥”与“醉人归”叠影，勾勒出唐代乡村的丰饶；辛弃疾夜行黄沙岭，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诗句，将丰收在望的喜悦凝练成永恒的田园牧歌。而身处乱世的陆游却借“万里秋风菰菜老，一川明月稻花香”，企盼起伏的稻浪，能抚平山河的褶皱。宋时的苏轼谪居黄州时，以麦饭杂豆创“二红饭”，在困顿中咀嚼出稻麦的甘美。至于曹丕，他在《上留田行》中披露，“富人食稻粱，贫子食糟糠”，将稻米化作社会裂痕的隐喻，道出了古代农业的脆弱。到了近现代，中国水稻发展迎来了一位伟大的开拓者——袁隆平。他的梦想是“让天下人都吃饱饭”，为中国人端稳手中的饭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我的记忆中，故园水稻最兴盛的时期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乡亲们习惯种植两季，主粮为玉米和元麦，但不知为什么，田里收获的粮食总是填不饱肚子。我所在的大队支书杨允生在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听农科所专家讲述改种三熟制的设想时，他的心被撩拨了，何不试一试呢，增加一季晚稻，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改善了主食结构。

　　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村第一个吃“螃蟹”，可这“螃蟹”并不好吃，先是干部队伍有分歧，接着社员群众也不看好。海门地区农民，从田祖陈朝玉溯江北上，撒下第一颗种子，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突然要改变这百年规矩，没人吭声才是不正常的。他把大小队干部集中在大队部开会，会场上支了块大黑板，把“三熟制”的分类、品种、茬口、播种时间、转换日期一一制成方块图，还把目前推广的早熟品种生长天数、预计产量、所需肥料、劳力投入等全部标注得清清楚楚。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大家服气了，毕竟多打粮食吃饱肚皮是硬道理。

　　干部思想通了，群众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但种子播下并不等于收获，尤其是水稻，从开田、插秧到灌溉、施肥，乡亲们都缺乏田间管理经验，而且水田需要天天灌水，八个生产队八套机械设备，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老支书已成竹在胸。早在召开干部会议之前，他已带着技术人员在横穿全大队的横河两岸转了好几圈，一个宏伟的计划已经形成。

　　距育秧还有好几个月，他就发起一场修筑大队主干渠的大会战，男女老少齐上阵，老支书身先士卒，光着膀子奋战在工地上。很快，沿横河两岸筑起了约2公里长的主干水渠，再由各生产队依据各自田块修筑分水渠。总供水由位于大队中心位置的机房负责，两台口径12寸的水泵足以承担重任。这一年，全村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0%多。

　　有了我们村加种一熟水稻成功的尝使，很快经验得到推广，短短几年间，全县所有农村生产大队几乎都种植了水稻。秋收时节，海门大地稻浪翻滚，金谷飘香，海门人终于吃上了自己种植的稻米。隔壁老舅在饭桌上调侃，这样又香又黏的大米饭，没菜也能吃上三大碗。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从军离开了故园。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稻种植慢慢萎缩。前些年探亲回乡，难得再见到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水田了。虽说乡亲们吃米的问题早已解决，但心里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不舍。

　　好在近年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规模型家庭农场给水稻种植带来了希望。儿时伙伴龚雨中流转了横河北乡亲们的责任田，种植稻米成了他的第一选择。他从省里、市里请来顶级的农业专家，对土壤作了透彻的化验和分析，对田块两侧污染了的河沟清淤改造。为确保稻米的优质可口，种植时一次性下足以菜籽饼屑为主的基肥，整个生长期不使用化肥，进入扬花期后不再喷洒农药。果然，他们当年种下的稻米喜获丰收。他们生产的“南梗46”生态米颗粒饱满，色泽光亮，煮出来的米饭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被誉为“最好吃的大米”。

　　是的，故园的田野里，再次飘荡起稻米的芬芳，当我在古城南京捧起装着家乡大米的饭碗，它不仅是遥远的乡愁，更是一条贯穿万年的文明长河——从井头山的潮声到苏东坡的麦饭，从曹丕的诘问到袁隆平的禾下梦，每一粒米都是历史的结晶，每一缕香皆蕴含着华夏文化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