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工人，从公务员到研究员，支撑着我一路走来的始终只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一切工作都要真正解决问题。

　　一

　　3年的知青岁月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起点。1968年，我作为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大山公社的一个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在这个只有80户左右人家的小山村里，大多数乡亲都在温饱线上挣扎，我第一次真切触摸到中国最真实的基层图景，也深刻理解了一代青年的历史使命。从那时起，我立志要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真正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

　　艰苦的物质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锤炼出我吃苦耐劳的品格、攻坚克难的毅力和脚踏实地的作风，也培养了我坚持看书学习的习惯。每天晚上回到住所，我都会点起煤油灯，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哲学笔记》等各种书籍。

　　1971年，我进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农民变成了一名电焊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焊工，一般得从学徒工做起，3年才能出师。我从厂里借阅专业书籍，边学边看边干，不到半年，就在厂里的焊工技能竞赛中拿了头名。后来，厂里号召青年职工到更加艰苦的锻造车间去，我主动报了名，只要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对我来说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身份和岗位改变了，但我对学习的热情丝毫未减。当年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里的一句台词深深触动了年轻的我：“祖国现在需要医生，不需要虚伪的人。”成为这样的“医生”就是我奋斗的方向。因此一有时间，我就会去离家不远的一所大学的自习教室看书。教室关门了，我就回家继续看，有时候等我想要睡觉时，外面的天空已经蒙蒙亮。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当时我已经成长为厂里的团委书记，明白高考是我绝对不能错过的机会。然而在厂里领导的极力挽留下，我还是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了高考报名。但潜藏在心中的求学渴望与日俱增，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在1980年下定决心报考吉林大学日本经济专业研究生。

　　当时身边有人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报考日本经济专业？首先我有一定的日语基础。1975年长春一汽进口了一批日本设备，为厂里的技术人员开办了日语培训班，以掌握设备的操作流程。我不是技术人员，本来没有参加的资格，靠着“蹭课”和抄教材，我在最后的结业考试中意外取得了满分的成绩。除了语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日本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用极短的时间从一个战败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想日本的发展经验中一定有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地方。因此我想好好研究一下日本，期盼从中找到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药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的艰苦备考，我在当年研究生全国统考中，五门功课拿到了404分，成为当年吉林省的考研状元。回过头看，能自学考上大学绝非什么天资过人，支撑着我披荆斩棘、不断奋进的，只是对知识的不懈追求，以及献身国家的志向，就如同我入学后不久在吉林大学校刊上发表的文章标题所言——《热爱祖国吧 它是力量的源泉》。

　　二

　　1983年是我人生又一个重要的节点。这是我从吉林大学顺利毕业的一年，也是我终于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所学所长为国家做更大贡献的一年。当时的我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这样就有更多的机会调研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最终，我被分配到国家经济委员会，主要负责工业领域的业务。虽然和自己的意愿不完全一致，但我明白无论在什么岗位，一个人只要脚踏实地、尽心尽力地完成工作，就能够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在国家经委工作两年后，我获得了出国考察的机会。1985年，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日本。作为中国第一个访问日本的青年代表团，我们每个人都满怀激情，想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加深对日本的了解，因此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短短11天的时间，我们造访了政治团体、工厂企业、新闻机构等十几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大家都仔细观察，尽可能多地和当地人交流、询问情况，把了解到的内容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白天活动，晚上开会，每天我们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尽管日本经济是我的专业，但当真正来到日本，亲眼见证日本发达的经济与现代化水平，还是给我带来不小的震撼。但我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更坚定了信心——通过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同样可以达到乃至超过日本发展的成就。

　　此后几年，我先后履职商业部、国内贸易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经过多个部门的锤炼，1998年，我在干部交流中被调任安徽省工作。地方的工作和中央存在较大的不同，在中央部委工作，要求对工业、商贸及外贸等领域拥有宏观性把握。而在地方履职，不仅要持续关注宏观经济态势，更要直面工、农、商、学、兵等各领域具体实务，必须精准把握基层实际诉求，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安徽的几年时间里，我先后担任了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阜阳市市长、安徽省统计局局长与党组书记等职务。地方主政的实践经历让我深度体悟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情底色，深刻认识到唯有扎根基层、洞悉实情，才能精准捕捉群众需求。为实现地方的稳定发展，我既要敏锐识别基层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也要及时发现积极动向与潜在增长点。只有真正读懂民心所向，有效激发干部群众能动性，构建良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系统，方能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多层次、多领域的工作历练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岗位真正的价值在于它的有用性，在于其能否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为国家的繁荣发展真正解决问题。统计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担任安徽省统计局局长时，我听到有人调侃统计局是既无权又无钱的“两无”单位。于是我就和局里的同志讲，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是让统计局变成另一个“两无”——一无品行不端之人，二无不学无术之士。要让统计成为受人尊重的工作，关键在于充分挖掘统计工作的有用性。就像人们离不开天气预报一样，统计工作要让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触，这样它才能成为无论是官员、企业家还是工农大众都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

　　基于此前的工作实践，回到中央后，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围绕着统计和经济研究展开。2002年，我调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在这一新岗位上，我的职责就是用最通俗的语言解读复杂的经济形势，助力人们形成准确研判。

　　长期以来，统计工作似乎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各种统计数据人们既看不懂也不关心。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性不断提升，各部门活动的相关性不断增强，统计数据早已和各行各业息息相关，越来越成为人们决策的重要参考。社会对于统计的关注度日益提升，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长年在一线统计工作和社会公众之间架设沟通桥梁的经验让我意识到，人们对统计还是存在着不少偏见和误解，这何尝不是一种遗憾，也无利于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一直认为，数据并不只是一些数字和数学符号简单的排列组合，而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每一个小数点都浓缩着亿万民众的酸甜苦辣，诉说着时代变迁的潮起潮落。在当下这个数字时代，让每个人都能完整准确地认识数据、理解数据，充分挖掘数据的价值，是我今后工作的重要目标。

　　从微观上看，统计数据能帮助一个人在小到日常起居、大到人生抉择中作出理性自觉的选择；从宏观上看，统计数据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我们能从中搜寻历史变迁的足迹，洞察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明晰未来前行的道路。例如，如何评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史成就，我想有两个数据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是人均预期寿命，二是文盲率。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相比1949年的35岁已经翻了一倍还不止。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有超过4亿人口是文盲，文盲率约为80%，其中农村地区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不足3%。不需要多加说明，数据本身已经足以证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

　　人们对统计存在误解，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人对统计学原理和国家的统计制度缺乏科学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部分统计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学术化，而在社会层面的普及工作则远没有跟上，这必然会造成统计工作与公众的分离。总的来说，我国的统计调查是以周期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很多人会质疑抽样调查的科学性，认为少量样本代表不了整体，这时候我就会拿“饺子”做比喻：家家过年都会吃饺子，饺子下在锅里一段时间后，要判断有没有煮熟，我们会捞一个上来尝尝，这就是统计学里的抽样。一个饺子熟了，证明其他饺子基本也熟了，就不用把整锅饺子都尝个遍。类似质疑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作为经济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统计学、经济学从书本和课堂里走出来，成为亿万民众的思想武器。

　　2011年至今，我在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的岗位上继续发挥着余热。特约研究员的核心职责就是查实情、讲真话、献良策、出实招，为国务院提供政策咨询建议。现在我每年投入超半年时间赴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向机关干部、企业家及工农群众取经，感知经济运行的真实态势，系统梳理经济社会领域的痛点、堵点，在深入思考和研究后形成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通过相关渠道向上级反映。我坚信，时代的浪潮下个体始终是渺小的，我们唯有主动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方能在为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中成就人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