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曾任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浙江大学副校长，其间兼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

浙江发展人文经济的文化禀赋

罗卫东

　　在我看来，人文经济学不仅探讨文化和经济、文化和产业的关系，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蕴，即以人民为中心是核心特征，优秀文化是基本内涵，审美诉求和道德情感是重要内容。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某种文化精神的指导。生产者、管理者、消费者的行为，受不同历史文化的影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浙江作为人文资源大省，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备发展人文经济的独特文化禀赋。

　　首先，从文化动力的角度看，浙江拥有悠久的“实学”传统，主张“务实而不务虚”，强调事功。在浙江，无论哪个行业，都讲求实事求是，注重实干和实效。习近平同志曾说，“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

　　相比中原地区，浙江的儒学对于“义利”关系有着更为独到而深入的理解。长期以来，儒学的主流观点是重义轻利，而源起于宋代的浙东学派则明确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永嘉学派的叶适就大胆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与之相应的，是南宋以来浙江高度发达的工商业经济，“重商”思想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延续至今，成为浙江人内在的文化基因。繁荣的工商业活动也塑造了浙江人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本土知识，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相处、合作共赢。正因如此，浙江能够源源不断孕育出充满活力的商业群体，从历史上声名远播的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到改革开放后的温州商人、台州商人、义乌商人等，浙商群体不仅推动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成为中国开放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次，在文化内容层面上，浙江民间社会生活非常发达，积累了异常丰富的文化资源。浙江堪称非遗大省，从美食到技艺，从文艺到民俗，衣食住行，无所不包。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浙江文化逐渐生成了对于精致、品质感的追求，这种文化特性也渗透进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杭罗织造技艺，对生产者的技能就有着极高的要求，其生产流程中包含大量精细缜密的手工技艺，成品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民精致细腻的审美诉求。如此文化浸润下，浙江的劳动者和消费者普遍拥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为什么园林艺术能够在江浙地区蓬勃发展？除了一批优秀的园林创作大师和能工巧匠的努力，也离不开江浙地区整体文化氛围的滋养。而最能体现文人气质的书画业，浙江也能找到众多举世闻名的代表。比如，杭州自南宋便是我国雕版印刷事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金石篆刻领域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也诞生于此，湖州所产的“湖笔”更是以精湛的工艺、上乘的品质成为传统“文房四宝”中的精品……

　　最后，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转化上，浙江悠久的文脉传统厚植了历史上兴盛的文化经济，也深刻塑造了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关注到了文化之于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意义。文化的印记一方面体现在浙江商人的产业选择上，例如杭州女装在上世纪90年代的崛起、文创产业在当下的快速发展、乡村民宿的遍地开花等等。另一方面，文化的印记也融入了浙江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在我的观察中，浙江的企业家往往会采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同时乐于投资文化性的事业，形成经济对于文化的反哺。在历史上，就有嘉兴的项元汴、湖州的刘承干等人，用经商获取的财富，积极投身文化事业的发展。长期以来，浙江有贤达富裕之人回村修村志、族谱的传统，赓续乡村文脉，这也是浙江能够保留如此多的历史名镇古村的原因之一。

　　习近平同志指出，“浙江文化经济交融互动，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未来，以现有的文化禀赋为基础，我认为浙江需要以更加自觉的意识，将人文关怀融入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同时在文化与经济之间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内生转化通道，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发展贡献浙江力量。

　　【本报记者 张竞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