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原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顾问、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创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导师、浙江省儒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华文化研究集刊》主编、《中华儒学论丛》主编、《儒学天地》主编、浙江省阳明良知文化研究院院长、《王阳明大辞典》主编等职。

良知，阳明学的根本精神

——国际儒联荣誉顾问吴光在“宣传研学堂”上的演讲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讲到过王阳明，比如，论知行合一、种德养心、共产党人心学，等等。现在，无论学界、企业界还是政界，都普遍重视王阳明，也各有特色。阳明心学逐渐演变成为阳明显学。这是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观念起了变化。过去曾是批儒反孔的时代，现在是“国学热”、尊崇儒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了。王阳明是儒家代表，其命运也随时代而变化。

　　王阳明是继孔、孟、朱熹之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儒家思想家。他文武双全，是“真三不朽”者，一生有四大事功：一是“平乱”，平定了四省边境的匪乱和广西思恩、田州少数民族土司的武装暴乱；二是“平叛”，平定了明朝宁王朱宸濠的宗室叛乱；三是“设县”，平乱之后，奏设了福建平和县、广东和平县、江西崇义县三个县，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四是“讲学”，在贵州、江西、浙江、南京等地聚徒讲学。他创立了遍布全国的阳明学派（王门八派：浙中、江右、泰州、北方、楚中、闽越、南中、黔中），被称为“真三不朽”，可谓实至名归。

　　王阳明的学说自成一家，其学被称为王学、阳明学、阳明心学、阳明良知心学等。当代应该对王阳明的学说如何定位？我认为，所谓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所奠基、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形成于明代中叶、兴盛于明末、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复兴于当代的良知心学。这个良知心学，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功夫，以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是富有人文精神的道德人文哲学。它和陆九渊心学乃至孟子心性之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良知”为本体的良知心学。

　　阳明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我说过，明代理学的根本精神在阳明，而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第一是道德自觉精神。“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良知”就是阳明学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自信、道德自觉。这正是儒家的道德自觉精神。第二是“明德亲民”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恢复。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章句》古本《大学》“在亲民”改为“在新民”，解“新”为“去其旧染”。王阳明根据《大学古本》恢复“在亲民”，意即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种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正体现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第三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包容精神。阳明学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与佛老不同质，但他极力主张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第四是“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精神。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致良知”，重点放在“行”，曰“不行不足谓之知”。黄宗羲解说“致良知” 时说：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经过黄宗羲解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这正是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

　　概言之，阳明学的真精神就是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明德亲民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的多元包容精神，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精神。我们可以从阳明学的根本精神体会阳明学的当代价值，其要有四：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应该明白，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正确的，但当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就应该强调“高质量发展才是硬道理”了。政府要更重视全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多提倡一点“含文量”，而不是一味追求含金量。要提倡有节制的适度发展，提倡“多元和谐”发展观。现在讲人文经济学，就是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人文精神，而不是一味讲发展。我们要大声疾呼，确立以“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树立正确义利观与发展观，抛弃昧着良心求发展的虚荣心态。

　　第二，阳明学提倡“明德亲民”的思想主张，对于当今社会治理尤有借鉴意义。儒学传统历来强调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王阳明的良知心学高扬主体精神，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思潮。黄宗羲在王阳明“亲民”思想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启蒙思想命题，较之孟子、王阳明的民本思想又进了一大步。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充分肯定人民的主体作用，坚持民为主宰的民主精神。王阳明、黄宗羲的“亲民”“民主”思想对现代中国建立“民主仁政”治理模式颇有借鉴作用。

　　第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既要反对“全盘西化”论、也要反对唯我独尊的“中国世纪”论。而主张多元文化共存并进、互鉴互学的多元包容文化观，这也是从孔子“和而不同”、王阳明“折衷会通”思想方法受到启示的思想观点。外交政策，要坚持“远交近和”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现在，我们有些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知”与“行”完全脱节，台面上高喊廉政，暗地里贪污腐化，而且屡教不改，因而出了不少大贪官。他们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不知天理良心为何德，结果是身败名裂，遭到应有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致良知”、“行良知”、提倡“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使我们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真正“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

　　总之，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吴晔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