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东运河文化园时强调：“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大运河是我国劳动人民用血与汗、灵与肉开凿出的一条举世无匹的人工水道。大运河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起沟通四方的使命，尤其是隋唐运河和京杭运河千里通波后，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起来，“商旅往返，船乘不绝”，直接带动了运河两岸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的崛起与兴旺，孕育出灿烂的运河文明、运河文化。

　　千年运河，奔流不息，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运河已不是一条单纯的河流，而是一条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展示长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自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运河文化热随之兴起。在后申遗时代，大运河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面临着一系列的压力和挑战。这种压力和挑战同长城、故宫等“静态的文化遗产”不同——大运河是线性的、活态的、流动的、在用的文化遗产。

　　事实上，自古迄今，大运河的“身段”（包括长度和宽度以及曲度等）和闸坝河工一直处于“变”中。因为，大自然在变，河情、水情在变，世情在变，科技条件在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变，在人与自然的共同作用下，大运河系统也不可能不变，从邗沟到隋唐运河，再到京杭运河，再到现代运河，其演进的轨迹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变”的烙印。京杭大运河延续至今，黄河以南段仍在通航，除了通航之外，还发挥着重要的行洪、灌溉、输水等功能；而黄河以北的运河，虽然部分河段已退出航运功能，但作为水域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具有行洪、排涝、灌溉供水和生态等功能。

　　因为大运河是鲜活的、在用的世界文化遗产，致使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刚性”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纠结。由于运河既是文化遗产，同时又肩负水利、航运等在用功能，文物部门强调保护第一、抢救第一，要求不改变运河原状；水利、航运部门则强调功能第一、安全第一，要求对运河进行必要的维护和整治。如何统筹兼顾，协调好“护”与“用”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二是保护与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压力。运河沿线的环境质量，不仅关乎人类的生产生活，也关乎运河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污水、污染性气体、固体废弃物等，对运河本体具有较强的腐蚀性。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意识的不断提升和“千万工程”“五水共治”等强有力措施的持续跟进，水体、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乱丢固体废弃物等不良行为也大为减少，这些对运河遗产的保护无疑是利好的因素。但是，由于北方地区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天然降水较少，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有限，致使运河季节性甚至常年干涸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但构成对运河健康生命的威胁，有损运河的形象，也对周边地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三是保护与突发灾害的冲突。灾害包括自然灾害（如水灾、泥石流、地震、冰雪等）和人为灾害（如火灾、战争）两个方面。灾害是文化遗产的天敌，运河作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在“天敌”面前显得更加孱弱。特别是洪水、地震、冰雪等自然灾害，对运河遗产的破坏往往是突发且巨大的。而一些缓慢的灾害因素，如病虫害、风化、雨蚀、地下水位变化、地基沉降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悄无声息、不易察觉的，但日积月累的破坏力同样不可小视。因此，加强对各种灾害特别是突发性重大灾害的监测和防御，对保护运河遗产安全显得格外重要。

　　四是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一方面，一些地方从不正确的政绩观出发，在市场负面作用的推动下，致使文化保护“走偏”。就运河遗产而言，存在着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现象，如在运河遗产保护范围内甚至河道（包括滩地）上盲目大兴土木、造园建景，给运河遗产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破坏。另一方面，游客量超过运河遗产的承载力，尤其是旅游旺季，一些热门景点游客量暴增，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加之一些比如在文物古迹上乱刻乱画、随意丢弃垃圾等不文明的破坏性行为，对运河遗产本体和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和影响。

　　面对上述矛盾和挑战，相关地区、单位（部门）和人员应着眼长远，妥善处理好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就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而言，建议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统筹兼顾。一方面，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优先、强化保护是必须的、责无旁贷的，绝不能在“利用”方面用力过猛，甚至肆意毁掉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要充分尊重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在利用的过程中妥善协调好防洪供水、水资源保护、水生态改善和运河遗产保护的关系，为运河遗产的保护留下足够的空间和余地。另一方面，大运河作为活态、在用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因为需要“保护”而放弃对它的利用，影响它的使用价值发挥——因为这种“活态”能够继续下去，这恰恰是人类智慧和文明不断聚集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保护。对目前尚有水利、航运等功能的运河水道，在河道功能延续和拓展中，既要服从于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科学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健全和完善水利设施，协调好运河上下游左右岸、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之继续发挥永续利用、造福人民的功能，同时也要自觉服从于文物保护的法规和要求，尊重文物部门的意见，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运河文化遗产，努力实现“利用”与“保护”的双赢，把灿烂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需要指出的是，当遗产保护与防洪安全发生冲突时，要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第二，扰动最小。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应尽最大努力加以保护，使其扰动最小化——即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加以科学、合理、可持续地利用，绝不能在运河遗产保护区特别是河道上大兴土木、大动干戈，使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遭到破坏。比如对运河的治理，要坚持以“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低碳”为目标，实施自然岸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打造沿河生态廊道，构建绿色和生态运河。

　　第三，突出重点。运河遗产是大型线性的存在，体量巨大，特别是本体又是活态、在用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可想而知。这就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注重整体保护，以体现其完整性和真实性，又应强调突出重点，即对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和科技价值的运河文化遗存，特别是列入申遗名录的节点强化保护，避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如果河道整治遇到这些“节点”，应当“礼让”或“绕道”而行。比如，鲁运河临清段有一处戴湾古闸遗址，南水北调东线输水干线在通过这一段时，采取了“新开引渠、绕闸而行”的办法，达到了保护与利用的“两全”“双赢”，此种做法值得肯定和借鉴。

　　第四，防重于治。自然灾害对运河遗产的破坏和影响是随机的、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树立防重于治的理念，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提高运河文化遗产的抗灾能力。对于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如洪水、泥石流、地震等，要做好灾前防范和灾前预警，制定运河遗产保护的应急预案，并建立起强有力的执行和保障机制。对于缓慢性侵蚀的自然灾害，要开展日常监测，找出其变化规律，研究确定其预警值，在超过预警值时及时加以处置。灾后对受损运河遗产的修复，也要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在“防”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引入“数字孪生运河”理念和技术，将“防”的关口前移，用智能化的手段为运河的防护保驾护航。

　　【作者为中国水利文协副主任兼水文化专委会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