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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7版:理论周刊

为改革开放尽心竭力,值!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近40年参与改革研究,我深切体会到“改革开放决定国家未来”,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需要思想引领,需要理论创新。作为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需要为推进改革上下求索、长期坚持。40年来,我将主要精力放在改革研究上,围绕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把自身价值与建言改革的时代责任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将战略研究与行动探索相结合,不断服务改革、奉献改革、建言改革。

  一、与改革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我,经历了国家经受的“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种种挫折,全过程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巨变,并由此自觉地将改革开放研究作为自己不懈的人生追求。

  从参军到担任新闻干事,开始涉猎马列学说。1968年1月,我参军入伍,成为沈阳军区一名外语学员,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军旅生涯。1970年12月,我到部队政治处任新闻宣传干事,并且被送到《旅大日报》(现在的《大连日报》)学习半年。从山沟里出来,我开始接触社会、接触新闻。那一时期,“文化大革命”浩劫还没有过去,许多积蓄已久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我开始感觉到,国家和社会需要变革。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些问题,我开始读马列书籍。那时候尽管条件很差,可我从学习卡片一点点做起。

  从国防大学到北京大学,开始对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思考。1976年10月,我从沈阳军区调入军政大学(后来的国防大学)。不久后,我被调到国防大学马列教研室当教员,开始系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到了马列教研室后,我有幸结识了哲学界的老前辈李唯一老师,他热心指导我学习哲学。这段时期,我迸发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感到耽误了太多的学习时间,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学习。1979年下半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进修。得到这个机会,我倍加珍惜,拼了命地学习。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考过了18门课程,北大破格给了我本科同等学力。我记得有一次选修课是美国的政治学教授讲地缘政治。那个年代,我研究的是阶级政治,哪有地缘政治呢?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冲击。

  考入中央党校,改革研究真正起步。1984年8月,我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研究生。记得刚入校不到两个月,中央党校召开了一次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研讨会。会上,王珏教授发表演讲,我作为学员代表也作了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后来发言稿在中央党校校刊上发表。会后,王珏老师找到我,希望我多关注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刚入学不久,我被推选为中央党校理论部学术组组长,开始重点探讨和研究改革问题。从那时开始,我专注于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学习研究中,老一辈经济学家的严谨治学对我影响深远。比如,王珏教授关于商品经济、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理论研究,都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在中央党校积极组织开展相关的讲座和改革研讨。

  二、为改革开放事业不懈研究

  自1984年开始从事改革研究,至今已有38个年头,我在研究中先后提出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二次转型与改革、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从“一次开放”到“二次开放”、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多项改革政策建议。某些建议或直接为中央决策采纳,或被用作制定政策和法规的参考材料。这里,也举几个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往事。

  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期出现了农村土地承包期限问题的激烈争论,不少农民对土地承包制忧心忡忡。从建院开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就把农村改革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并成立了农村改革研讨小组,我带队深入农村田间地头调查。1995年,我们提出“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议(60条)”,并主持研究“农民土地使用权课题”,提交了以“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题的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该建议报告被用作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的参阅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被“决定”原文采用。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2003年SARS危机期间,率先提出政府转型的改革建议,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2003年7月12日,我在北京主持了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主题的改革座谈会。我强调政府是经济建设环境的创造者、是公平竞争的维护者,需要转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当年,牵头主笔提出“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这一建议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这以后的几年,中改院相继提出“政府转型”一系列政策建议,受到中央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对政策决策与理论研究产生某些积极影响。

  三、痴心天涯热土的改革实践

  1987年底,在党中央创办海南经济特区战略构想的感召下,我作为第一个从中央机关下派到海南的干部,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踏上海南这片热土,一待就是35年。刚到海南时,还有人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海南?”我为什么来海南?因为海南是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既然将改革开放事业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我无怨无悔地选择了海南,并为之呕心沥血、竭尽心智。

  参与设计建立海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1987年10月,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在北京找到我,希望我到海南工作。从1988年到1992年,作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我参与了海南建省初期改革开放的若干政策研究与制定。在这期间,受许士杰书记委托,我主笔了海南第一次党代会报告《放胆发展生产力 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开始进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并且主持海南经济特区“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持创立“个人账户与社会共济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海南模式,推动海南经济特区率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提出海南国际旅游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考虑新世纪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并提出从区域开放到产业开放,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新路子。从2000年至2009年的9年间,我带着中改院的研究团队提出并形成国际旅游岛的思路、方案、政策制度安排等建议。2009年,国际旅游岛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

  建言海南自由贸易港。1988年,海南提出“特别关税区”,就明确提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实行“货物、资金、人员三大自由”的主张。这与今天的自由贸易港内涵基本一致。我为此呼喊了30余年。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形成百余份研究建议,积极主动地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言献策。2018年4月13日下午,我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当听到总书记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时,真的很激动。在会后央视《新闻联播》的采访中,我没想到自己会为此哽咽。

  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

  我一直认为,人一辈子能赶上一两次重要机遇、能做成一两件重要事情,真的很幸运。这40年,我坚持做了两件事,一是研究改革、参与改革;二是参与创立和主持建设中国改革智库——中改院。31年来,中改院自负盈亏、自求发展,却积极主动建言改革,坚持做改革研究,因为我们坚定认为,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智库积极咨政建言,需要智库积极开展国际对话交流,凝聚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与合力。

  中改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1988年6月,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成立。1990年初,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到海南考察,他找到我,建议把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海南”两个字括起来,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由国家体改委与海南省联合办,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研究和培训基地。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正式成立。

  创新软科学机构体制机制,自己改自己。中改院刚刚成立,陈锦华主任就找我谈话,“要用改革的办法办改革研究智库”。从1992年9月1日开始自筹经费、自负盈亏,我一直在中改院拿工资、交社保。2018年6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对面》的专访中,我谈起中改院建院还不到半年就主动走上企业化管理之路的往事,主持人问我为什么级别也不要,在90年代初就砸掉自己的铁饭碗?我说,就是要使中改院相对独立地研究重大热点问题。如果没有一点追求,依赖“大锅饭”,长此以往肯定做不出大的成绩。很多老领导老专家感慨地说,“中改院就那么几十个人,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对我国改革始终如一地执著奉献,出了这么多成果,关键是建立了一个好的管理体制和研究机制”,关键是建立了一个“小机构、大网络”的运行机制。

  去年,我将中改院30年凝练总结为三句话:“家国情怀、执着精神”是中改院的“魂”;“以改革办法办院”是中改院的“本”;“立足海南”是中改院的“根”。回过头来看,我们深深感到立足国情,在服务党和国家决策中发挥智库的作用和责任,即使再辛苦,也可以说无愧于时代,一个字“值”!

  “有价值才会追求,有责任才会坚守”。我将这几十年的改革研究体会浓缩成八个字:“家国情怀、执着精神”。这份事业具有时代价值、历史价值,值得为此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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