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近40年参与改革研究，我深切体会到“改革开放决定国家未来”，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需要思想引领，需要理论创新。作为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需要为推进改革上下求索、长期坚持。40年来，我将主要精力放在改革研究上，围绕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把自身价值与建言改革的时代责任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将战略研究与行动探索相结合，不断服务改革、奉献改革、建言改革。

　　一、与改革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我，经历了国家经受的“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种种挫折，全过程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巨变，并由此自觉地将改革开放研究作为自己不懈的人生追求。

　　从参军到担任新闻干事，开始涉猎马列学说。1968年1月，我参军入伍，成为沈阳军区一名外语学员，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军旅生涯。1970年12月，我到部队政治处任新闻宣传干事，并且被送到《旅大日报》（现在的《大连日报》）学习半年。从山沟里出来，我开始接触社会、接触新闻。那一时期，“文化大革命”浩劫还没有过去，许多积蓄已久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我开始感觉到，国家和社会需要变革。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些问题，我开始读马列书籍。那时候尽管条件很差，可我从学习卡片一点点做起。

　　从国防大学到北京大学，开始对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思考。1976年10月，我从沈阳军区调入军政大学（后来的国防大学）。不久后，我被调到国防大学马列教研室当教员，开始系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到了马列教研室后，我有幸结识了哲学界的老前辈李唯一老师，他热心指导我学习哲学。这段时期，我迸发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感到耽误了太多的学习时间，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学习。1979年下半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进修。得到这个机会，我倍加珍惜，拼了命地学习。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考过了18门课程，北大破格给了我本科同等学力。我记得有一次选修课是美国的政治学教授讲地缘政治。那个年代，我研究的是阶级政治，哪有地缘政治呢？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冲击。

　　考入中央党校，改革研究真正起步。1984年8月，我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研究生。记得刚入校不到两个月，中央党校召开了一次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研讨会。会上，王珏教授发表演讲，我作为学员代表也作了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后来发言稿在中央党校校刊上发表。会后，王珏老师找到我，希望我多关注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刚入学不久，我被推选为中央党校理论部学术组组长，开始重点探讨和研究改革问题。从那时开始，我专注于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学习研究中，老一辈经济学家的严谨治学对我影响深远。比如，王珏教授关于商品经济、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理论研究，都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在中央党校积极组织开展相关的讲座和改革研讨。

　　二、为改革开放事业不懈研究

　　自1984年开始从事改革研究，至今已有38个年头，我在研究中先后提出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二次转型与改革、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从“一次开放”到“二次开放”、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多项改革政策建议。某些建议或直接为中央决策采纳，或被用作制定政策和法规的参考材料。这里，也举几个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往事。

　　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期出现了农村土地承包期限问题的激烈争论，不少农民对土地承包制忧心忡忡。从建院开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就把农村改革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并成立了农村改革研讨小组，我带队深入农村田间地头调查。1995年，我们提出“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议（60条）”，并主持研究“农民土地使用权课题”，提交了以“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题的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该建议报告被用作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的参阅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被“决定”原文采用。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2003年SARS危机期间，率先提出政府转型的改革建议，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2003年7月12日，我在北京主持了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主题的改革座谈会。我强调政府是经济建设环境的创造者、是公平竞争的维护者，需要转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当年，牵头主笔提出“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这一建议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这以后的几年，中改院相继提出“政府转型”一系列政策建议，受到中央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对政策决策与理论研究产生某些积极影响。

　　三、痴心天涯热土的改革实践

　　1987年底，在党中央创办海南经济特区战略构想的感召下，我作为第一个从中央机关下派到海南的干部，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踏上海南这片热土，一待就是35年。刚到海南时，还有人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海南？”我为什么来海南？因为海南是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既然将改革开放事业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我无怨无悔地选择了海南，并为之呕心沥血、竭尽心智。

　　参与设计建立海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1987年10月，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在北京找到我，希望我到海南工作。从1988年到1992年，作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我参与了海南建省初期改革开放的若干政策研究与制定。在这期间，受许士杰书记委托，我主笔了海南第一次党代会报告《放胆发展生产力 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开始进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并且主持海南经济特区“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持创立“个人账户与社会共济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海南模式，推动海南经济特区率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提出海南国际旅游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考虑新世纪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并提出从区域开放到产业开放，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新路子。从2000年至2009年的9年间，我带着中改院的研究团队提出并形成国际旅游岛的思路、方案、政策制度安排等建议。2009年，国际旅游岛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

　　建言海南自由贸易港。1988年，海南提出“特别关税区”，就明确提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实行“货物、资金、人员三大自由”的主张。这与今天的自由贸易港内涵基本一致。我为此呼喊了30余年。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形成百余份研究建议，积极主动地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言献策。2018年4月13日下午，我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当听到总书记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时，真的很激动。在会后央视《新闻联播》的采访中，我没想到自己会为此哽咽。

　　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

　　我一直认为，人一辈子能赶上一两次重要机遇、能做成一两件重要事情，真的很幸运。这40年，我坚持做了两件事，一是研究改革、参与改革；二是参与创立和主持建设中国改革智库——中改院。31年来，中改院自负盈亏、自求发展，却积极主动建言改革，坚持做改革研究，因为我们坚定认为，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智库积极咨政建言，需要智库积极开展国际对话交流，凝聚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与合力。

　　中改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1988年6月，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成立。1990年初，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到海南考察，他找到我，建议把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海南”两个字括起来，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由国家体改委与海南省联合办，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研究和培训基地。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正式成立。

　　创新软科学机构体制机制，自己改自己。中改院刚刚成立，陈锦华主任就找我谈话，“要用改革的办法办改革研究智库”。从1992年9月1日开始自筹经费、自负盈亏，我一直在中改院拿工资、交社保。2018年6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对面》的专访中，我谈起中改院建院还不到半年就主动走上企业化管理之路的往事，主持人问我为什么级别也不要，在90年代初就砸掉自己的铁饭碗？我说，就是要使中改院相对独立地研究重大热点问题。如果没有一点追求，依赖“大锅饭”，长此以往肯定做不出大的成绩。很多老领导老专家感慨地说，“中改院就那么几十个人，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对我国改革始终如一地执著奉献，出了这么多成果，关键是建立了一个好的管理体制和研究机制”，关键是建立了一个“小机构、大网络”的运行机制。

　　去年，我将中改院30年凝练总结为三句话：“家国情怀、执着精神”是中改院的“魂”；“以改革办法办院”是中改院的“本”；“立足海南”是中改院的“根”。回过头来看，我们深深感到立足国情，在服务党和国家决策中发挥智库的作用和责任，即使再辛苦，也可以说无愧于时代，一个字“值”！

　　“有价值才会追求，有责任才会坚守”。我将这几十年的改革研究体会浓缩成八个字：“家国情怀、执着精神”。这份事业具有时代价值、历史价值，值得为此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