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当前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围城”困境，很多城市已无处填埋垃圾。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不断探求可行的治理方案。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等8个城市作为试点开始推行垃圾分类；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底前，杭州等46个重点城市在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2019年1月21日，国务院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垃圾治理不仅是我国城市发展的短板，而且正带来持续的环境压力，遏制垃圾增长趋势刻不容缓。然而，居民知晓率和参与率的巨大反差折射出“垃圾治理”的短板。居民前端分类的辛苦因后端的“混装混运”“混合处理”而徒劳无功，大大降低居民参与前端分类的积极性。因此，补齐短板、修复“断裂的链条”成为城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垃圾分类不等于垃圾治理，更不等于垃圾减量，它只是垃圾处置链条的一环，并且，其有效性还取决于后端的有效处置。很多城市在治理垃圾的过程中仅仅关注了源头分类环节，似乎只要居民分类了，垃圾问题就解决了。殊不知，缺乏中端的分类运输和后端的分类处置，前端的源头分类就会流于形式，毫无意义，更遑论减量了。从整个垃圾治理体系来看，“断裂的链条”首先要修复的应是末端的资源化利用环节。因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只有培育起后端的资源化利用能力，建构起从垃圾产生到资源利用的再生资源循环的闭环体系，垃圾才能成为“错放”的资源，“无废”才能可期。

　　在这个系统中，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撬动后端，比如通过税收减免和财政支持等手段支持资源化利用企业的发展。只有当后端产生需求，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前端的分类才能有意义。居民看得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而产生分类的积极性，才可能从被迫分类走向主动分类。余杭区“虎哥模式”对于“干”垃圾治理的成功和萧山区对于“湿”垃圾治理的成功无不是基于后端比较完善的资源化利用能力。

　　我们很难在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达到日本和德国那样精细的分类程度。只有修复垃圾分类这一“断裂的链条”才能对居民提出强制分类要求。从易到难，分阶段逐步培养居民良好的自觉分类习惯，垃圾分类难题才能逐步攻克。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