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世界阅读日”当天，上海宣布拿出500万元，定向扶持35家实体书店，同时推出国内首张“书香地图”，标注出市区近170家“地标书店”和专业、特色书店。

　　稍早前，杭州成为全国首个“吃螃蟹”的城市——每年安排300万元扶持民营书店，单个书店可向政府申请每年最高30万元的扶持资金。

　　这些举措，借“阅读日”之势推出，振奋了实体书店的士气。此前，从“第三极”，到“风入松”，再到“光合作用”，一批全国知名书店的倒闭或停业，给整个行业罩上萧瑟寒意。

　　从企业角度看，一些实体书店近年来举步艰难，这既有书价比网购高、受电子阅读冲击的原因，也有自身创新不够乃至经营不善的问题，开开关关，不足为奇。但从实体书店的文化性质和功用看，假如整个行业面临萎缩，我们就不能不反思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空间萎缩的问题，并从“文化存在”的意义上重新定位实体书店的价值。

　　实体书店的功能，不仅在于售书，还在于提供了阅读的可及性、便利性。人们可以在逛街间歇，随性走入一家书店；家长可以在假日，把孩子放进书店；一些专业性的书店“精耕细作”，犹如明灯，牵引着读者迈向深层次的知识天地；一些有名气的书店，常常成为知识分子们“坐而论道”的“讲台”，也为普罗大众聆听大师提供了“直通道”……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记忆和体验。

　　可以说，实体书店某种意义上是城市的“文化根须”，人们通过它汲取到丰富的文化营养。实体书店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文化象征，孕育出一种阅读氛围。因此，一系列扶持性政策的出台，体现了政府发展公共文化的责任。实体书店也应借此在专业化、特色化方面积极提升，开拓衍生服务，完善阅读空间，彰显自身文化价值。实际上，在广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包括书店、图书馆等文化资源还很匮乏，那里有着极大的空间待挖掘。

　　实际上，实体书店萎缩的背后，更要紧、也更为根本的是阅读的稀缺。据“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2011年我国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35本。而此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显示，韩国的人均数据是11本，法国20本，日本40本，以色列64本。同时，我国国民阅读还存在“功利性和实用性突出”的倾向，“在全国有限的人均购书中，八成都是课本教材”。

　　不能不说，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系统性的书籍阅读如此匮乏，令人尴尬。这固然有生活节奏紧张、挤压阅读空间的因素。但更值得反省的是，在市场经济急速膨胀前，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过于偏向了物质的创造，过于注重即时效应的追求，而轻视了精神世界的塑造？可以说，舆论焦虑于实体书店的萎缩，根本上是焦虑于阅读的萎缩。而政府扶持实体书店的政策，也只有得到全社会“重返阅读”的回应，才能见效。

　　一个崛起的大国，无法离开阅读的支撑。一个民族能为人类做出多大贡献，能在世界舞台的中央站多久，要看这个民族对知识和书本的态度。在德国，孩子从出生就有婴儿书陪伴。犹太人会在书上涂一层蜂蜜，让孩子生下来就知道书是甜的。如今，德国的高端制造在全球的地位，犹太人为人类科学所作的贡献，不能不说与他们的阅读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人自古讲求“耕读传家”，今天的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没有全民阅读的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国民，不能没有书籍作为“台阶”。在很大的程度上，人们获取系统性的知识，主要还是靠书籍。假如一棵植物，土壤、雨水为它提供了主要的养分，那么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最主要的养分则来自阅读。没有系统性的阅读，没有阅读时的“冥想”投入，人的精神之花将无从开放，人也就不可能获得创造力。而没有大国之民，大国之梦也就无从谈起。

　　从实体书店倒闭引发舆论慨叹，到政府出手相助，再到今天各级党委政府高分贝强调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社会的创建，这样的转变说明：我们正在更加积极地扭转对书籍、对阅读、对精神的态度。一个民族，只有扭转功利化的阅读心态，才能从阅读中收获更大的价值。也只有在阅读中走得更深，我们才能在实践中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