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委员会”曾被寄予厚望，被称为“改变美国财政运行方向、创造更好就业环境的黄金机会”。它也被赋予“超级广泛”的权力，并且如果委员会多数成员达成方案，众参两院必须不作修改地进行投票。

　　然而，“超级委员会”的减赤努力以失败告终则清楚显示，即使这样一个“超级委员会”，也医治不了美国政治决策低效、利益左右政治责任的顽疾。

　　委员会分歧核心在于：共和党反对增税，尤其是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增税，而如果不增税，民主党就不肯在削减联邦养老金和医疗补助方面过多让步。分歧不仅是核心价值的差别，更反映了背后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月间，不同力量不停角力。比如，反对增税者在国会推动“代言团体”行动，70多名共和党议员发出公开信，要求委员会不要采纳任何增税提议。在美国大选不断升温的时刻，为争取自身选民支持，反映在“超级委员会”的较量更加激烈。美联储前副主席里夫林深刻指出：立场迥异利益团体的影响和大选前两党毫不相让的政治氛围，是“超级委员会”失败的重要原因。

　　金融危机后，从被称为“大萧条”以来最严厉金融监管措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一再妥协，到美债危机两党争斗，直至“占领华尔街”活动反对资本与政治联姻，政治中的利益指向不断显现。“超级委员会”没有摆脱两党“双输”的结局，与其说输给了对手，不如说输给美国的政治顽疾。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