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六十年，会址四易，从东总布胡同到王府大街，到沙滩红楼大院内，再到东土城路。作为一名老会员，我常常想起的还是东总布胡同22号坐北朝南那座方方正正的三进院落。我未曾在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工作过，但是常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得以结识不少前辈和同辈师友，领略和感受东总布胡同那座院子里曾经弥漫过的宁静和谐的人气和文气，至今难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从上海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不久就随部主任袁水拍去东总布胡同，拜访主持作协工作的邵荃麟、陈白尘等同志，探寻了解“作协”和文坛近事，特别是新人新作的信息，取得他们对报纸的支持。创作委员会的沙汀同志就曾经推荐引起轰动的河南青年作家李凌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希望报纸转载，向全国读者介绍。《人民日报》那时每天只出四版，竟用其中一个版的大半篇幅刊登一篇小说，确实罕见。也许可以这样说，五十年代起有那么一批文学评论家、作家和诗人，从东总布胡同走出来，带动了更多的外地作家，支持《人民日报》，他们都有从解放区带来的“党报观念”，满腔热情，不讲条件，报纸需要什么稿件就写什么，甚至倚马可待。使我们当编辑的人深受感动，多年来时常提起，总有说不尽的话题。

　　不久，由于成为作协会员，我就常参加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和儿童文学组的活动，去东总布胡同的机会更多了。儿童文学组由老作家张天翼主持（他写的《罗文应的故事》、《大林和小林》等作品当时成为少年儿童最喜爱的读物），他就住在22号院内东北角的小楼上。金近刚调来北京不久，积极协助天翼同志张罗儿童文学组的活动，定期开会。我从王府井报社去比较近，走完东单三条和西总布胡同就到，有的人却要走较远的路程。冰心老人当时虽然不到花甲之年，在我们后辈眼中已是老一辈人了。她从西郊民族学院寓所来，每次都要换两三回公交车，再走一段路，必定准时赶到。有一次去开会，刚走到东总布胡同路口，看到高士其同志坐着轮椅，正由他的秘书推着向22号走，我赶紧快走几步，帮助一起推。士其同志侧过头，对我笑着点点头。他因年轻时做科学试验被病菌侵害了大脑，导致半身不遂，语言有障碍，说的话别人都听不懂，那位秘书替他翻译：“他问你近来写了儿童诗吗？”东总布胡同22号前后院有好几道台阶，那时还没有无障碍通道设备，轮椅进出十分费力。但是这位受到尊敬的儿童文学家也是每会必到。儿童文学组常讨论有关当时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等事关下一代精神食粮的重要内容，有时还请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和出版社领导人来列席，向与会者介绍有关情况。冰心、严文井、高士其和年轻些的成员金近、韩作黎、葛翠琳、刘真等等都热烈地发表意见。我们还曾受作协领导委托，起草一份向全体会员的倡议书，要求每位会员在下一年里每人至少为少年儿童写一部作品。儿童文学组的会一般都比较严肃认真，只有散会前才轻松地说些闲话。有一次正逢天翼同志喜得千金，大家向他祝贺，问他给新生婴儿起什么名字，天翼笑笑说，叫张章。他又解释一句：“宪法刚刚颁布，这是人民的大宪章，值得纪念。”大家齐声称赞名字起得有深刻意义。

　　相比之下，诗歌组的会就轻松生动得多。常常响起臧克家的山东口音，何其芳的四川口音、力扬的浙江口音、卞之琳的苏中口音。诗歌组长艾青生性率真活泼，即使讨论严肃的问题也是谈笑风生。诗人们那几年有的到外地旅行，有的刚参加“土改”回京，个别的人还有出访苏联、波兰、印度或是接待来访外宾的机会，所以话题广泛。如有新的诗作，就互相称赞几句，鼓励一番。会上也常说到一些报纸刊物上新出现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名字，关注他们的情况。记得袁水拍就提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作的志愿军青年诗人未央，引起大家的注意。有一次散会时，艾青突然宣布今天中午他做东到奇珍阁吃饭，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穿过西总布胡同走到王府井东安市场，在奇珍阁湘菜馆上雅座坐了一大桌。艾青点了一大串菜名，向大家说其实不是他请客，是人民日报发给的稿费。袁水拍立刻说明：人民日报1956年7月改版恢复副刊后，经上级领导同意，突破当时出版部门稿费的标准（好像是每千字5—7元），实行每千字50元的高稿酬制。艾青的一篇短文得了五六十元稿酬，请一桌饭当然绰绰有佘。

　　可惜好景不长，充满希望的明媚春光，两三年后便逐渐被阵阵飒飒寒风侵扰。接二连三名义上是严肃的政治运动而实质是整人和挨整最后都成为受害者的“窝里斗”，被坏了宁静、祥和、团结。尤其是1957年那场从天而降的龙卷风，使大批优秀的作家、编辑和共产党员先后陷入罗网，从此在东总布胡同和王府大街“文联”大楼消失了身影，报纸刊物上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名字。1960年作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振作起作家们的创作热潮，《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等作协系统的报刊也常出现好作品。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作协”共同举行一次报告文学座谈会，由《人民文学》编辑部和我们文艺部操作，李季同志和我负责会议的具体事务。第一天会议就在东总布胡同“作协”会议室举行，“作协”副主席老舍、邵荃麟和报社副总编辑真诚热情地对作家们寄予期望，希望他们在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能够多写出振奋人心，鼓舞民气的好报告文学作品。徐迟、陈残云、艾煊、魏钢焰、玛拉沁夫、何为、林遐等作家和来自报社的田流、林里等老记者，都是意气风发，手边都积累不少可写的人物和题目，似乎大有可为，前途似锦。

　　1966年8月，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正处于乱哄哄的狂热气氛中。大约是老舍先生和我们文艺部主任陈笑雨惨遭凌辱分别投水自沉后两三天，某日上午，文艺部一位编辑在办公室里大声介绍昨天下午他到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去，恰巧遇到那里的造反派正在院子里开批斗大会，刘白羽，邵荃麟、严文井、张光年几位负责人都挂个“黑帮大将”牌子，跪在地上，后面还站着一排刊物负责人冯牧、侯金镜、李季等陪斗。他看到邵荃麟正交代自己的罪行，说话有浙江口音，造反派听不清楚，大声呵责。我当时已经“靠边站”，每天写检查，随时准备接受批斗，默坐一旁，听到此处，不禁恻然。那几位的难堪处境，尤其是荃麟体弱多病，怎禁得起这般摧残？想起三年多前在东总布胡同报告文学座谈会上他讲话的神态，连带又想起有一次到他家去时葛琴大姐一再热情地劝我去看看她风光如画的家乡宜兴。五年以后，荃麟就在秦城监狱含冤去世，报告文学座谈会上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可敬的文坛前辈。前几年去现代文学馆参加邵荃麟百年诞辰纪念会时，我在遗像前肃立凝视好久，深深鞠了三躬，聊尽哀思。

　　四十多年来，我再没进过东总布胡同22号大门，如今回想，真是恍如隔世，也不知它近况如何？北京城内这些年大兴土木，许多老宅深院先后都夷为平地，东西城不少胡同都变成宽阔的马路，路边矗立起一座座高楼新厦，东总布胡同“作协”旧址的院子还能保留吗？记得曾在会议室里听熟悉古都旧貌的老舍先生闲谈时说起，22号院落可能是清朝某位高官的旧宅。他说得并不肯定，我听了也未记住。不管是不是，自然都成尘土了。

　　流光似水，岁月无情。丰神各异的前辈风华，都已先后离我们远去；充满悲欢离合、荣辱浮沉的种种前尘影事，也已渐次成为历史。历史是不会也不应该遗忘的。它伴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直到我们自己也回归尘土。“作协”走过了风雪阴晴的六十年，在未来长长的岁月里，可能也会有新的会址。但是不论到哪儿，大约总不会忘记最初在东总布胡同22号大院的起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