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阿瑟米勒合作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我自认很幸运。

　　我第一次和阿瑟米勒接触是一九七八年他匿名来中国访问。当时普通外国公民可以参加旅行团来中国。那个时候，旅游团游客通常在中国只能待一个星期，可阿瑟待了将近一个月，采访了很多人。他妻子英格·莫拉斯是位专业摄影师，拍了不计其数的照片。一九七八年他们访问中国到一九八○年我在美国再见到他们，这之间他们就中国之行出了一本书。

　　一九八○年曹禺和我去美国为《茶馆》在那里的巡回演出做准备，和阿瑟谈了些初步的想法。那次访问，阿瑟作为美方的代表欢迎我们。可他正忙于他自己的一个剧本的演出，不能陪着我们一起到处跑。不过我们在纽约时他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他年纪也不小了，六十好几了，还开车把我们从纽约接到他康涅狄格州的家。他开的是辆德国奔驰，柴油发动引擎，是辆马力十足的小车。我在他家里第一次遇到英格。她为我们做了些欧式的菜肴款待我们。她当时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了。

　　一九八二年我在肯萨斯市做访问学者时，阿瑟和我仔细地探讨了选一台他的戏在北京人艺演出的可能性。他建议排《严峻的考验》，因为他在一九七八年访问中国时听说了许多人受迫害的情况，一些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因冤假错案而受苦的往事。我却劝他另选一台戏。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说：“因为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已过去好几年了。多数人都恢复了名誉，平反了冤案。如果光是以不公正的迫害为主题，我认为选择《严峻的考验》没有多大意思。”阿瑟听得很认真，同意在选择哪出戏上他对中国观众要负责。我其实有自己的考虑。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在清华大学第一次读到《推销员之死》这个剧本时，就梦想着把它搬上中国舞台。如果有希望，我就不会让这个梦想破灭。

　　最后，他同意了，但他说：“我有一个条件：威利·罗曼由你来演。”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能不同意吗？

　　他看过我在电视连续剧《马可波罗》中演的忽必烈，也知道我在人艺的舞台角色。

　　“剧本也得由你来翻译。”他加了一句。

　　一九八三年初阿瑟到北京时，我刚译完本子。

　　尽管这台戏比我们剧院演过的任何一台戏都长，但我们不能删他的戏，我的翻译非常忠实。我们对演出的时间有些担心，但没办法。

　　阿瑟对中文一字不通，但他用秒表掐时间，对结果很满意。他在排练过程中最高兴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对整场戏计了时。

　　“恭喜恭喜！”他说，“中文演出和英文演出一样长短，一分不差。”他又转过身对我说，“得感谢你的翻译。”

　　那是对我语言能力的肯定，但我心想，难的不是这个。

　　原作是非常口语化的美式纽约英语。译成中文时，我尽量避免书面语，不想让剧本听起来有翻译腔。因为是北京人艺的演出，我的翻译偏重北京方言和俚语。我还注意保持原来剧本中对话的速度，因为我知道这对剧本的整体感很重要。

　　首演那晚，阿瑟米勒也很紧张，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不住，满剧场溜达，从各个角度听，感觉观众的反应，判断他们是否在该笑的地方笑，该静场的地方静场。整个晚上他都在观察观众，尽量体会他们的感受。可中国人通常不习惯表露他们的情感，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究竟得到了什么体会。演出最后结束，他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来到台上谢幕。

　　我在侧幕等着其他演员与威利·罗曼道别后从台上下来。大幕闭上后，观众席一片寂静，那对我们来说是漫长的一刻。一位女演员以为演出是个彻底的失败，开始有些欷歔。可突然间，不知是谁领的头，雪崩一样，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还有人在喝彩。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又很激动，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观众席中没人去关心末班公共汽车。不像我们有些同事估计的，没有人从散场门往外跑，相反，观众们都涌向舞台，喊着好，指点着。

　　这是“文革”之后第一台真正成功的新剧目。那掌声是我作为演员从未体验过的，就像是潮水。这是一个演员为之生存的时刻。谢幕还在继续，阿瑟被请上舞台，接受他应得的喝彩。

　　不同于其他演出，结束后，没人顾得上去卸妆，我们聚在一起喝着烈酒，即使通常只喝茶的演员，那晚也喝上一口。大家都知道演出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