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外婆是我最崇敬的干外婆。据说母亲怀孕时，红军外婆天天给她带好吃的，还时常把耳朵贴在她的大肚上，认真地听我在里面翻筋斗。

　　那时，我家的黑瓦房与红军外婆的独立小院，仅几步之遥。有一天，我壮着胆子，独自敲着她家的木门。不一会儿，一位戴着黑边眼镜的老奶奶开了门。她笑容可掬地牵着我的手说：娃儿，又长高了，进来吧！ 我开心地打量着小院里的世界。哇塞！五颜六色的花朵，吸引了许多蜜蜂和蝴蝶。这时在二楼阳台上，坐在藤椅上的红军外公，冲我微笑地挥挥手……临走时，我手里抱着一大堆糖果和饼干，别提有多乐了。

　　长大了，我对红军的那些事儿渐渐产生了兴趣。可惜，多年前红军外公去世了。去年八一节，我与父母专程前去拜访年过九旬的红军外婆。

　　听说我们要去看她，老外婆一大早拄着拐杖，在军区干休所的大门口等候我们。一见到我，她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还开心地在我耳边小声说：丫头，你长漂亮了！ 

　　我紧紧拽着她饱经风霜的手，来到了她现在的小院。我发现那里的土壤空着，便好奇地问：外婆，你现在还种东西吗？她用手扶了下眼镜，笑道：“老了，眼睛不好使。地里的活儿拾掇不动了。”走进大门，一位老阿姨把我们迎进了里屋。巾帼英雄的奖牌，一下子就映入了我的眼帘。外婆笑着说：共产党好，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还给了我那么多荣誉！她坐在红色摇椅上，慢慢和我聊起了过去的事儿——

　　当年，外婆参加革命是被地主逼的。十几岁那年，因为家里孩子多，排行老五的她，就被送到地主家当童养媳。地主每天只给她吃地瓜，还经常用鞭子抽打她。有一天，她的小腿竟被地主撕破了一层皮。于是，她咬咬牙逃了出去，恰好遇见路过的红军队伍，就投身革命了。每天，他们要步行七八十里路。受尽风吹雨打是小事，经受“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汉奸追”的考验，那才是煎熬。翻越大山时，大家都紧紧拽着树枝往上爬。粮食短缺了，怎么办？那就吃草根呗。把污泥擦干，直接放进嘴里嚼，味道还有点甜。受了风寒或感冒，喝点姜汤，就算不错的待遇。受伤的士兵，有的脓血都发黑了，子弹跟着血水一起流出来，令大伙儿不忍多看。现在电视上，革命英雄被打了许多枪，还站在那里，那是导演的功夫。红军外公当年胸口中了几颗子弹，就昏过去了。过雪山，那可是“拔脚”式地挪着步。途中如有人要生孩子，年长的女兵围成一圈，就算临时产房了。

　　红军外婆在部队当过保育员。她管的孩子全是牺牲战友的骨肉，邓颖超大姐也常来看望这些孤儿。至于孩子们的身份，全是保密的。有一次，毛主席看见她，便关心地问：你识字吗？红军外婆涨红了脸，摇摇头。不久，她便被送到延安抗大，参加了“扫盲”学习班。1939年在江苏盐城，经刘少奇同志批准，她与首长的警卫员光荣结婚了。

　　外婆一口气说了一个多小时，脸因兴奋而微微泛红。母亲冲我做了个“打住”的手势，毕竟我们要顾及她是位老人的事实。这时，照顾外婆的老阿姨亲切地喊我们一起吃中饭。

　　望着满满一桌菜，老阿姨一边分着碗筷，一边笑道：你的这位外婆听说你们要来，亲自与我一起去买菜。席间，她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还不停地说：娃儿，你们赶上好时光，要珍惜哟！

　　准备告辞时，她拿起拐杖执意要送我们一程。当我们走到路的尽头时，她仍然站在那里，还不停地挥着手。那一刻，我觉得鼻尖有些酸。但愿外婆健康长寿，我能年年听到她的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