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中国的初始条件是：有数量庞大的过剩劳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和企业家，还是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这就决定当时的中国经济具有以下特征：劳动几乎无限可供给；内需严重不足；不能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为生产性的资本，来增加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

　　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只能采取出口导向和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模式。通过积极的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其方法是人民币汇率贬值(1994年)和出口退税，中国有效解决了由内需不足而造成的生产过剩问题。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效增加了投资总额，激活了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企业制度的改革。

　　而印度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是：有更好的企业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劳动力素质不高(文盲率达到40%以上，很大程度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有关)，基础设施非常糟糕，政府效率低下。因此，印度只能选择对外投资和自由贸易。

　　由于印度的精英教育制度培养了足够的从事计算机软件外包生产的熟练劳动力与大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同时软件业发展无需发达基础设施的支持，所以只要印度对外开放，就很容易被跨国公司组合到全球计算机软件设计和生产体系中去，而中国却在这方面没有比较优势。

　　但制造业就不同了，它不仅需要素质高且成本低的劳动力，还需要比较发达的基础设施，并且在发展早期需要政府的适当保护和有利的出口支持。然而在印度，因为政府不作为，看不到国家对制造业的支持，结果，从一开始就决定印度制造业难有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此，我们有必要澄清两种广为流传却并不正确的观点。第一，许多人认为，从事国际软件业外包生产的印度要比从事大规模制造的中国更有发展潜力，因为印度似乎要比中国处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国际分工层次上。这种观点并不正确。首先，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其实都处在国际分工的底端。其次，中国制造由于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和更大的产业溢出效应，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来更为公平的经济增长；相反，印度的软件生产只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还发生了“软件新贵”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巨大鸿沟。

　　第二，有人认为，印度在基础设施上的供给不足可以得到弥补，但中国在制度与技术等软实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将是难以克服的，因此印度的发展潜力大于中国。问题在于，究竟何种制约因素对经济增长构成了更大障碍？世界银行2005年度世界发展报告表明，在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各种制约因素中，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技术和金融体制等软性因素，恰好是基础设施。道理很简单：基础设施是刚性的，不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得，但技术可以引进，制度可以借鉴，这正是软性制约因素比印度更多的中国发展却更快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