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飞

　　日前，由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音乐剧《风声》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第100场演出，北京站已连演十余场，现场反响热烈。近些年，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戏剧作品层出不穷，有些作品已经成为叫好又叫座的“新经典”，比如舞剧《红楼梦》、话剧《人世间》《长安的荔枝》等；但也有部分作品出现“重流量、轻内涵”“文学性流失”等问题，比如舞台剧《文城》等。这一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一是文学作为艺术母体，为戏剧、影视剧乃至游戏等创作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核心资源，既提供了素材，更提供了思想深度和情感内核。当然，并不是所有创作者都能胜任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只有吃透了文学文本，尤其对其思想和情感有了深刻理解和把握，再通过创造性解读和舞台化转换，才能形成二次创作的新经典。二是今天戏剧界不缺平庸之作，缺的是好编剧、好剧本。为什么缺呢？主要是因为好剧本的创作难度相对较大，需要剧作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较高的戏剧专业素养和扎实的文学表达能力。三是文学与戏剧应该是精神共通、互相成就的关系。文学为戏剧提供根基，戏剧为文学注入活力，文学要有戏剧性，戏剧要有文学性；当然，两者的融合也需把握“度”——过度依赖文学会让戏剧失去原创性和剧场性，过度脱离文学则会让戏剧失去诗性。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戏剧是一种涉及文学、音乐、舞蹈等多种形式的综合性、在场性的舞台表演艺术。从文学到戏剧，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符号转译，即从语言符号转译为视听符号，而文学和戏剧都可以说是文化符号。如果是中国的文学文本被改编为中国的戏剧文本，那依然是中国文化内部的符号转译，依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与规约；而且无论是什么符号，本质上都是表意符号，文学也好，戏剧也好，改编也好，移植也好，归根结底都要表现人生世相，表达人情冷暖，展现人性命运。

　　相较于影视剧的改编，文学作品的舞台改编有其共性，也有其特点。举例来说，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刘斯奋长篇小说《白门柳》先后被改编为话剧、汉剧、粤剧等，成为文学与戏剧互动的典型案例。这部作品的成功改编，首先得益于小说文本自身的优势。作家刘斯奋耗费16年创作、130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白门柳》，实现了历史小说的一次深刻转型，即从历史事件的再现，转向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与文化命运的深入剖析，不仅描绘了钱谦益、黄宗羲、冒辟疆等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群体的个体选择和心路历程，更刻画了柳如是、董小宛等女子的才情、深情和风骨，尤其对钱谦益和柳如是之间、冒辟疆与董小宛之间的情感纠葛写得婉转细腻，尤为动人。这为多剧种舞台改编提供了丰富精彩的底本和可信赖的元叙事。

　　其次，舞台改编要从纷繁复杂的情节和人物群像中高度提纯，不求大、不贪全，立主脑（出自李渔《闲情偶寄》，指确立作品的核心主旨与中心线索），去枝蔓。如话剧、汉剧从中选择了钱谦益与柳如是的故事，粤剧从中撷取了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故事，不像小说那样细致还原历史现场，而是重在表现特定历史语境中特定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跌宕起伏的情感冲突和命运抉择，可谓抓住了戏剧的核，再加上韩再芬、李仙花、黄嘉裕各具特色、韵味醇厚的表演，最终实现了文学和戏剧的双赢。

　　再次，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实现了两种艺术的跨界融合及经典的二次生长，也为传统戏剧的传承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一是为传统戏剧注入现代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多为道德教化或历史演义，人物容易扁平化。而优秀文学作品提供了复杂的人性、心理深度与思辨性，这让戏曲能从“演故事”提升到“演人性”，用古老程式探索现代人共通的精神困境，与当代观众产生灵魂共鸣。二是倒逼表演程式创新。这是深刻的机遇。在表现新内容时，旧的程式不够用了，就必须创造出新程式。这种创造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凭借“四功五法”的内功，从新生活中提炼新程式，让传统的程式恢复生长性。三是实现受众破圈。文学IP自带读者群，例如《孔乙己》被改编成黄梅戏，原著读者会带着情感预期走进剧场。他们很可能转化为戏曲的长期欣赏者。

　　毋庸讳言，碎片化改编尤其是短视频改编正成为当下的主流传播方式，轻量化的“文学+戏剧”跨界内容，能快速破圈吸引大众，但也容易造成思想和表演的平庸化。像舞台剧《文城》这样的“带妆剧本朗读”，即使有余华小说《文城》IP的加持，由于放弃了戏剧表演的底线，过度追求形式实验，不能有效处理文学语言和舞台语言的转换，改编不成功是必然的，许多观众也很难接受。换言之，要在改编泛滥的环境下自觉规避乱象，要真正实现文学精神与戏剧艺术的长效传承、深度传播，需要做到内外结合：在内，编导演要坚守戏剧本体，敬畏艺术，像《主角》中的“易青娥”那样，练好内功，爱惜自己的羽毛，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精品主义、长期主义；在外，艺术管理者要目光长远、格局宏大，不要盲目追求所谓流量、点击率、大制作、大奖等，要尊重艺术规律，为人才培养和精品创作提供宽松适宜的环境和必要帮助。

　　总之，越是在一个众声喧哗的环境里，越需要静下来、慢下来、沉潜下来。作家要向编剧学习，增强戏剧性；编剧要向作家学习，增强文学性，二者取长补短，互促共进。无论如何，跨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创作出“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力作才是最终目的。

　　（作者系安徽大学教授、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