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储楚

　　这一次，我终于意识到，工作室并不一定是一间房子。

　　它可以是一张桌子，一只不断打开又合上的行李箱，一段正在移动的身体，也可以是一座尚未抵达的城市。

　　走得越远，越发现，旅行并不只是离开一个地方去寻找另一个地方，而是在不断移动中，让时间、记忆和观看重新建立关系。

　　真正上路的第一天，并不顺利。

　　在首尔转机时，我把护照和登机牌弄丢了。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原来一段旅程并不是从“出发”开始，而是从你开始面对不可预料的事情开始。

　　找护照、重新办理手续、等待、确认，一切都需要自己处理。

　　这件小事后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预先安排好。你只能一边移动，一边解决问题。

　　这和创作其实很像。

　　作品从来不是按照一个完整的计划发生的。真正重要的部分，常常在计划之外出现。

　　第一站是新泽西的纽波特。

　　这次带在身边的作品，是我2023年在五大连池拍摄的水的影像。我把水的图像处理之后，在上面写入很小的《兰亭序》，那些文字几乎隐藏在影像里面。作品后来要送往旧金山，所以我在纽波特停留了大约两周，把它继续完成。

　　于是，一张工作桌、一台电脑、一件正在制作的作品，就这样进入了一个临时的生活空间。

　　我也在这里遇到了两个年轻的中国人。

　　一个学习人工智能，暑假回国前暂住这里。我们聊生活，也聊AI、视觉艺术、世界模型，以及这一代年轻人正在面对的技术变化。他的生活方式比较随意，也比较开放。

　　另一个是在美国长大的华裔青年，在银行实习。他每天准备三份完全一样的午餐，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清楚。两个人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

　　这些细节让我意识到，人在不同环境中形成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有一天，我甚至把自己锁在了门外。等了一个多小时，锁匠终于赶来，最后花了三百多美元。

　　这些事情当然与艺术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们构成了这次旅行真正的质地。创作不是悬浮在生活之上的，它就在这些具体的甚至有一点狼狈的时刻里面发生。

　　去西雅图的时候，飞机因为空中交通管制延误了将近八个小时。

　　登机以后等了两个小时，我们被通知下飞机；重新登机，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次下飞机。

　　等待本身变成了旅程的一部分。

　　后来我想，创作中的时间其实也是这样。你以为自己在等待作品发生，但实际上，等待本身已经改变了你。

　　而西雅图真正给我的，是另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经验。

　　那是一座让我感觉很“黑”的城市。

　　黑色的钢结构、港口、夜晚、粗粝的建筑表面，以及远处被灯光切开的城市轮廓。黄色的灯落在黑色的空间里，城市显得有一种没有被修饰过的力量。

　　这种粗粝感让我很着迷。

　　道路非常现代，旁边却可能还是大片没有被完全驯化的土地；城市高度发达，但自然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尺度。这种并置让我感到一种真实。

　　真实并不一定是精致的，也可以是粗糙的、直接的、不完整的。

　　而在这里，我遇到了西雅图诗人修斯20世纪70年代写的《白色的中心》。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自己2007年做过的一组“容器系列”。黑色的矩形作品上，是银色的英文文字，像某种不断流动的书写，从小尺幅一直做到比较大的尺幅。

　　十几年过去了，我原本以为那已经是一个完成的过去。

　　可是西雅图的城市、夜晚、黑色钢结构和那首诗，让它突然重新进入我的观看。

　　诗、城市和一件2007年的作品，在这个时刻重新发生联系。它没有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城市里，重新获得了一个“现在”。

　　这也是我越来越相信的事情：过去并不是被封存的。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东西，可以因为今天的经验，再次发生。

　　到橙县以后，我住进了一位朋友的家。

　　她之前在深圳看过我的作品，我们彼此其实都带着一点想象和不确定。第一次进入她的家，我就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的秩序感。

　　她把房间整理得非常干净。甚至我刚到的时候，她还拿酒精湿巾让我擦拭行李箱。

　　一开始我觉得有一点严格。

　　但住下来以后，我反而慢慢理解了这种秩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往往就是她和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她需要清楚、整洁和边界，而我也在这样的环境里重新看到自己对于秩序的需要。

　　她家门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小花园，春天的玫瑰开得很好。

　　我也鼓励她去游泳。她已经很久没有游泳了，重新下水以后，她发现自己的睡眠也慢慢变好了。

　　那一刻让我再次意识到，身体并不是思想的附属物。

　　身体本身，就是我们进入世界的方式。

　　我在这里做了很多新的作品：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玫瑰、仙人掌，以及一路看到的各种自然图像。

　　到了旧金山，我住进另一位朋友安排的房间。

　　她一开始还向我道歉，说房间有些乱。但我进去以后，却觉得非常舒服。

　　房间里有泰迪熊、兔子，窗外是树。晚上有凉凉的风吹进来，我抱着一个毛绒玩具和枕头，很快就睡着了。

　　我突然发现，前一个朋友给我的，是一种高度清晰的秩序；这里给我的，却是一种没有被刻意整理过的温度。

　　两种状态都是真实的。

　　我并不需要在它们之间选择一种。

　　也许真实本身就不只有一种形式。

　　旅程最后，我在普拉托的昆尼亚当代艺术中心做了一次分享。

　　我没有把它做成一场通常意义上的成果展，而是把整个旅程按照时间重新展开：纽约、新泽西、费城、西雅图、橙县、旧金山。

　　行李箱也被放进现场，工作桌被保留下来。

　　观众看到的不是一批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作品如何随着我的移动，一点一点形成。

　　从一个城市带走一张图像，到另一个城市重新处理；从记忆里取出一件2007年的作品，到西雅图重新遇见一首诗；从一个人的生活秩序，到另一个人的房间和身体；从一个尚未抵达的山谷，到一本书里的文字。

　　这些东西原本属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却在这三个月里逐渐连接起来。

　　作品才不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结果，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

　　那次谈话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这次旅行真正带回来的，也许并不只是一些作品，而是一种可以继续发展的工作方式。

　　我开始想，如果把这种“真实的发生”继续往前推进，会不会可以把心理学、艺术和身体放在一起做一些实验？甚至不一定要在工作室里完成。可以走进山里、进入自然，让人的身体、感知和环境真正发生关系；也可以和研究人工智能、科学或工程的人一起工作，把他们暂时带离实验室和屏幕，让理性与身体重新相遇。

　　这并不是要放弃理性，而是想看看：当理性重新经过身体和感知，它会不会产生另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也许，这正是我这次移动中真正打开的一扇门——作品不再只是被制作出来的对象，而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之间发生关系的一种媒介。

　　工作室可以移动，作品也可以继续移动。

　　只要观看还在发生，作品就还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