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天，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二字，勾连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我们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这一奇迹，离不开南繁的贡献。

　　南繁，指在冬季把种子带到温暖的南方繁育，缩短新品种培育周期。新中国成立以来育成的2万多个农作物新品种，超70%经过南繁孕育。2026年，这项伟大事业已走过70年[1]。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的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指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浙江，上山遗址所在地，世界稻作文化在这里起源。万年之前，在水草丰茂的浦阳江畔，我们的先辈走出山林洞穴，播下第一粒稻种，点燃农业文明的星星之火。浙江也是我国较早开展南繁工作的省份之一，斗转星移，那粒“种子”交到了南繁人的手中，创造了秀水48、汕优10号、甬优6号等种业传奇，“万年上山”的根脉生生不息。

追太阳的人

■ 陈宁 林晓晖

　　当空气里弥漫稻香的时候，姚海根的心又跟着萌动起来。

　　每一天，他都要坐着轮椅，到不远处的试验田里看了又看。看着稻子就要收割了，他又想起那遥远的地方，种子快催芽了吧？地里该翻土了吧？——那里是中国的南方，椰影婆娑、芭蕉摇曳，有广阔无垠的大海，更有他毕生奋斗的事业。

　　只是这一次，被医生警告必须休息的老姚没能真正抵达那里。可他知道，那些曾与他一起挥洒青春与汗水的人们，又快背上行囊，步履匆匆地出发了吧。

　　他们是谁？裘伯钦、叶复初、程式华、张小明、李春寿、王建军、张光恒、王俊敏、李友发、叶胜海、高荣村……也许，你从未听说过这些名字，但在过去70年里，他们与全国累计60余万人次农业工作者一起，谱写了南下育种的壮阔诗篇。

　　有人形容，南繁人是“候鸟”，年复一年南来北往，不知疲倦地追着太阳。这一路上，有艰苦卓绝的探索，更有一个农业大国的坚守与担当。

　　他们，不过是一个个平凡的个体。因为对一粒种子的执着，那些南繁路上的往事，恰如他们追随的太阳一般，那么明亮，那么热烈。

　　一

　　南繁的故事，我们从1963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说起——

　　这一年初春，杭州城内迟迟不见回暖，天空灰白低垂，试验田里，新一年的播种尚未开启。一封远道而来的电报，打破了浙江省农科院的平静。

　　“向院领导检讨：三亚育种，收成甚微。”

　　一字一句，都敲打在作物所育种研究室主任闵绍楷的心上。这封由育种家王太运、艾民言亲拟的电报，宣告了上一年浙江水稻首次南下育种的失败。

　　夜已深，试验田旁的作物所灯火通明。在闵绍楷紧急召集的总结会上，农学专家们相对而坐，谁都没有开口。他们的心中压着一个沉重的现实。

　　20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的粮食亩产只有四五百斤，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的淮河以南地区，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800斤的目标相去甚远。若不想方设法培育高产水稻品种，老百姓吃饭甚至都成问题。

　　江南地区，水稻一般要在春、夏两季播种，一个新品种的育成至少要经历6代，动辄10年。在冬季多繁育一代种子，加快育种速度，已是迫在眉睫。

　　彼时，省农科院的温室一度被寄予厚望，可高昂的用煤成本让温室杂交难以为继。到更温暖的地区“反季节”育种，成了唯一的选择。

　　但首次试验的失利，让大家不免踌躇：海南，还去吗？

　　闵绍楷还是先开了口。

　　“去，必然困难重重，没有人能保证不再失败。可不去，我们拿什么向老百姓交代？”

　　四周响起窸窸窣窣的讨论声。人群中，26岁的浙江农业大学[2]毕业生裘伯钦举起了手：“我愿意去。”

　　马上，另一个声音响了起来：“我也可以去。”

　　“我在家里务过农，让我试试。”

　　……

　　谁都没有想到，在那个本是失落的夜里，诞生了一支新的南下育种小分队。在闵绍楷的组织下，同志们两两组队，南繁基地也从三亚转移到了水利条件更适宜的陵水县。

　　秋风再起时，裘伯钦和前辈吴梦岚挤上了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天南海北的乘客如潮水般涌荡在车厢里，第一次出远门的两人全然顾不上随身的被褥和生活用品被挤到了哪儿，只是努力护着装满育种材料的大木箱。

　　路途的艰辛，远远超出了裘伯钦的想象——

　　“整整36小时啊！”下了火车后，在熙熙攘攘的广州港口，他几乎是被人群推着上了渡轮，逼仄的四等舱里，只有一个小小的、与海平面几乎齐平的舷窗。深秋的南海风急浪大，渡轮如落叶般摇摆起伏，窗外的天与海“来回颠倒”，他吐光了所有勉强吃下的食物。

　　水路颠簸，又是长长的36小时。

　　到了海口，木炭供能的车子走走停停，又开了将近8小时。

　　小城陵水，一间房、两张床、两床铺盖便是所有家当——可当一片有待开垦的良田出现在眼前时，他的心里快乐极了。

　　清晨，朝阳还没升起，他就踩着露水犁地，一刻不停地播种；中午，烈日高悬，他顶着高温巡田，汗水渗进眼睛，刺痛；傍晚，他用晒在沙地上的米煮稀饭，粥里都是沙，一次他数了数，竟有49颗。后半夜，白鹅、黄牛和鸟儿防不胜防，他索性在狭窄的田埂上铺一些稻草，整夜守着那些千里迢迢带来的种子。

　　望着漫天繁星，裘伯钦不知想象过多少次五谷丰登的景象。直到一天清晨，他迷迷糊糊地醒来，不远处，一抹浅浅的绿若隐若现。走近一看，几天前撒下的种子冒出了白色的芽，长成了嫩绿色的苗苗。

　　他顾不上穿鞋，光着脚跑了一圈又一圈：“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千里之外的杭州，闵绍楷一遍遍盘算着催芽、播种、插秧的日子。没有收到远方的电报，他似乎能够预感到，“我们的种子应该是在南海之滨发芽了吧”。

　　就这样，浙江南繁步入正轨。为了兑现对百姓的承诺，早期的育种家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不断地出发、再出发——没有人知道，在遭遇火车大延误时，裘伯钦是怎么靠着一袋花生米挨过三天三夜；在交通不便的年头，奚永安是怎么抛下妻儿，连续在南国度过7个春节；争分夺秒的农忙季，林贻滋又是怎么咬着牙下到满是蚂蟥的田里，一双小腿血痕累累……

　　南繁初期，他们用空间换时间，成功培育出圭陆矮、早熟的二九青、迟熟的青秆黄等早稻良种。浙江成为我国第一个粮食亩产超千斤的省份。

　　二

　　大约是在70年代中期，每到年底，陵水青年陈照吉总会看见三三两两，或是成群结队的外地人出现在街头。他们天天早出晚归，身上沾满了泥点子。他不确定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只听别人说他们是科学家。

　　小孩子们调皮，会问：“科学家？怎么像农民一样咯？”

　　姚海根，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人们见到他时，他总是一身旧衣裳，裤腿挽到膝盖，脚上穿着拖鞋，手上再拎一双干活穿的筒靴。可真下起地来，他就把鞋子都扔到一边，光着脚踩进稻丛里。

　　这位“江南水稻大王”，从来就没把自己和农民分开过。

　　且不说他从小在家务农，学了一身下地的本领，就连他“跳出农门”，被遴选到北京工作后，心里最牵挂的还是那一片稻田。

　　1973年，姚海根从中国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3]调回嘉兴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4]。刚一回来，他就走遍嘉湖平原。那几年，鱼米之乡饱受稻瘟病困扰，一些大面积推广的品种，抗病能力逐年减弱，稻叶布满病斑……

　　他亲眼看见几个农民蹲在田埂上，眉头紧锁。

　　“小姚同志，明年我们家吃什么？”

　　连续几个晚上，他都辗转难眠。

　　第二年，姚海根就跟着“南繁大军”出现在了广州码头。天南海北的育种人操着不同口音，一看那副行头就会心一笑。

　　“你们是哪里的？”

　　“浙江，做水稻。”

　　“我们黑龙江的，玉米。”

　　“新疆的，棉花。”

　　……

　　从陵水县城一路往北，村庄渐渐稀落，人声越来越远，穿过一片椰林，再拐进山坳，就是九田冻了。这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地方，是只属于姚海根和水稻的世界。

　　正午，40℃，热浪扭曲了空气，杂交的时刻到了。

　　“嘀嗒、嘀嗒”，汗水和时间交织在一起，姚海根的视线一刻都离不开青绿色的稻穗。似乎是“嘭”的一声，扬花了。

　　他掀开小小的牛皮纸袋，轻捏母本稻穗，麻利地剪掉颖壳的1/3，毫厘之间，不及火柴头大小的柱头裸露出来。

　　科辅工姚海明跟在身后，把扬花的父本稻穗探进袋中轻轻一抖，再给授完粉的稻穗别上一个带编号的吊牌。

　　日头渐渐西斜，田里的身影转了大半个圈，姚海根头也不抬。他的专注，在业内是出了名的——

　　不少同行一年最多配制一两百个杂交组合，他嫌不够，增加到几千个；水稻选种通常只剪下稻穗，他不放心，一定要把看中的稻子整株都带回去，认定这样才能优中选优；每一份材料的特性，他都要手抄于一式三份的记载本上，除了留给自己和单位档案馆，海明也得有一本。

　　入夜后，万籁俱寂。田边那栋小楼，灯还亮着。

　　穿过堆满育种材料的过道，楼梯下方的三角空间，是姚海根的“考种战场”。

　　一张破旧的矮凳当桌案，两个大灯泡几乎贴着桌面。因为视力不好，他又拉来电线装上第三个。

　　他拿起一株稻子，不用数，用手一掂，就能把穗粒数估个大概；也不用测，弯弯稻秆，就知道这稻子抗倒行不行。一个巴掌大的木盒，是自制的碾米器，盖上盖子，上下一拧，透亮的米粒露了出来，他捡起几粒咬一咬。

　　“嗯，这个更糯。”“这个淀粉含量高。”

　　记载本上，密密麻麻写着每株稻子的株高、叶片形状、穗粒大小，还有米的质地、香味……

　　徒弟姚坚在一旁，从选中的稻穗上脱下谷粒，编号、归档。

　　偶尔，姚海根眉头一皱：“太多了，我看今年是干不完了。”

　　姚坚知道，他一定会干完的。灯下，九田冻蛙声零落，谷粒脱落的声响和记录的沙沙声仍在继续。

　　一年、两年、三年，姚海根带着这些种子回到江南，又赶往陵水，在两地间播种、收种、再播种……江南一带闻名的秀水48，就诞生在这样的寂寞坚持里。

　　南繁5年后，这一由他培育的晚粳稻抗稻瘟病新品种，打破了当时育种界“丰产不抗病、抗病不丰产”的定论，在重病区增产超20%。

　　以姚海根为代表的七八十年代南繁人，延续着中国农民的勤劳与智慧，在无尽的重复劳动中，与自然、大地紧紧相连。

　　他们当中，有像钱前一样的院士，白天在地里干农活，晚上又到实验室里做研究；有像黄发松一样的知名教授，耕起地来毫不含糊，开拖拉机的本事一点不输老农民；也有像黄海祥这样的研究员，农忙抢时间，就捧着碗筷，蹲在田边三两口扒完午饭；甚至有人从地里赶到市里开会，因为穿得过于“邋遢”，差点被拦在了门外……他们常常自嘲：“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仔细一问，原来是搞南繁的。”

　　谈笑间，他们早就与农民朋友不分彼此——他们都有黝黑的皮肤、粗粝的双手和布满晒斑的脸颊……

　　那是阳光和大地的馈赠。

　　三

　　那应该是叶复初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1994年3月18日，他一改朴素，特意换上一身平日舍不得穿的西装，以汕优10号第一完成人的身份接过19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证书。

　　少有人发现，老人微微凹陷的双眼已是噙满泪花。

　　与鼎鼎有名的汕优10号不同，叶复初的故事不被太多人熟知。

　　80年代，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水稻产量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令人忧心的消息还是在台州山区传开了：全省主栽晚稻品种汕优6号的抗病能力开始减弱。

　　刚上任中国水稻研究所[5]三系育种课题组组长的叶复初心急如焚。

　　汕优6号是籼籼杂交的佼佼者，品种间杂交的提升空间已十分有限，新品种培育若是继续走这条路子，想再突破难上加难。他向课题组的章善庆、陈深广，以及台州农科所[6]的张增勤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籼粳杂交？”大家反复确认。

　　籼粳稻亚种间杂交，是一个困扰育种界许久的难题。虽早已被论证为“具有绝对优势”，可籼粳稻之间的基因关系微妙复杂，如果它们的优势基因成功“牵手”，产量与性状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可大多数时候，这些优势基因相互排斥，杂交的后代并不适合作为主粮推广。

　　选择这条路，无异于拿时间和成果下赌注。有人劝叶复初换个方向，毕竟数不清有多少人已知难而退。

　　他没有听。

　　1983年11月，海南岛上的暑气尚未消去。茫茫稻丛间，他不再执着于穗粒大、长势好的“漂亮”种子，转而寻找有特殊遗传背景的材料。

　　一天，已调任中国水稻所副所长的闵绍楷，将一份种子赠予叶复初。密阳46虽是籼稻，但性状上有明显的粳稻特征。

　　既然籼粳杂交难以一蹴而就，为什么不以退为进，试试籼稻与“半粳稻”的组合？

　　试验田里，叶复初小心翼翼地将密阳46的花粉抖进籼稻母本的柱头上。这个尚无先例的尝试会不会成功？唯有耐心等待。

　　1984年6月，从海南收获的种子播撒在杭州和台州的试验田里。半个月后，它们开始发芽；再半个月后，稻株挺拔如剑。张增勤轻轻拨开稻叶，惊喜发现第一代杂交稻穗粒饱满，杂种优势很明显。

　　这仅仅是开始。这些杂交的后代，就像天性顽劣的孩子，好不容易显现的优势性状，随时都有可能在下一代消失不见。

　　他们没有捷径，只有南来北往，反复测交、杂交；成功，失败，又成功……经过6代筛选，这些来之不易的“孩子”终于有了稳定的性状。

　　“既然是密阳46的后代，4加6等于10，我们的‘孩子’就叫汕优10号吧。”叶复初提议。

　　90年代初，汕优10号累计推广面积达1亿亩，它的成功选育为籼粳杂交提供了基础。

　　2006年，宁波农科院马荣荣团队培育的甬优6号名声大噪，世界上第一种籼粳杂交稻诞生了。

　　与水稻相伴半辈子，叶复初满头青丝染上白霜。

　　同行称他为“稻痴”。他从没忘记每一个南下的日子，也清楚记得每一个“水稻孩子”的特征；可他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他居住的公寓里寒酸得只剩下一台电视机、一张床铺和一套桌椅，他也顾不上陪伴新婚的妻子，更没赶上女儿的出生……

　　人们常说，叶复初什么都好，就是心中没有家啊。

　　2013年，带着难以言说的遗憾，叶复初与世长辞。可他丰满的水稻人生，依然在那片土地上延续——

　　沿着前辈开辟的超级稻育种之路，90后徐鹏继续向前，试图攻克制种产量不高、优异性状难以聚合等难题；全球变暖，水稻却还不够耐热，水稻博士巫明明年复一年地筛选耐高温基因；年轻的杨海龙想培育出适合胃病、糖尿病患者等不同人群食用的功能稻，探索一粒小小种子的更多可能。

　　南海之滨，何尝不是他们的“家”。

　　四

　　80后胡江，几乎是听着袁隆平的故事长大的。

　　尤其是那株在海南岛发现的“野败”，让他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充满向往。可他从没想过，这里长出的稻子，有一天竟能飞上太空。

　　2016年9月15日，中秋之夜。22时刚过，中国水稻所试验农场的电视机前，洪亮的倒计时声响起，几位研究员将身子微微前倾。

　　“……3、2、1，点火！”火光染红酒泉的夜。

　　短短一瞬间，长征二号F T2运载火箭从庞然大物变成一束白光，又化作一个耀眼的斑点，消失在茫茫星空。

　　天宫二号发射成功了。

　　掌声，从电视机里蔓延开来。屏幕前的亿万中国人还不知道，在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里，一株特殊的南繁水稻，小薇，正静待生长。

　　窗外明月高悬。那一夜，胡江与十余年前的育种梦想团圆了。

　　小薇，美丽的名字，源于一个“不太美丽”的猜想。

　　那是2004年，中国水稻所的水稻突变体库里，多了一些其貌不扬的超矮秆材料。它们通过基因诱变而来，大多只有一支毛笔的长度，稻秆单薄，籽粒又少，毫不起眼。

　　一次偶然，胡江留意到了它们。

　　“这么小啊，留着有用吗？”他看向自己的导师、突变体库的发起人钱前。

　　钱前没有正面回答：“想想‘第二次绿色革命’。”

　　那可是胡江最熟悉不过的传奇故事。

　　1970年，24岁的李必湖，在海南岛发现了一株天然不育的野生稻，袁隆平为这株有缺陷的稻子取名“野败”。在全国各地育种家的努力下，水稻三系杂交的构想终成现实。

　　胡江重新打量起这些小矮稻。

　　“你想啊，不改变茎秆的高度，导入控制穗粒数的优异基因……”“如果成功了，它就能在室内立体种植，打造水稻的超级植物工厂，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土地衰退。”钱前畅想。

　　就像大自然赋予每株稻子独特的基因密码，眼前的突变体库，5万多份看似“不合理”的稻株，也藏着一把把打开未来农业之门的“钥匙”。

　　他们决定寻找自己的“野败”。

　　当时，大多数诱变而来的超矮秆水稻，不仅个头小，叶片和籽粒也跟着变小，仅有一株与众不同。22厘米——比大多数突变体更矮一些，但它叶片宽展，结出的穗粒大小也媲美常规稻。大家随口叫它“宽叶矮”。

　　胡江和同伴们把优势基因一点点“搬”到这株小稻子身上。几年内，海南的试验田里长出了各种模样的小矮稻，匍匐的、长穗的、早熟的，远远望去，像极了一片未来田野。

　　到了快收割时，有的稻子更矮了，稻穗却轻飘飘的；有的穗子变大了，一场风后，细细的秆子却撑不住了……聪明的水稻基因，似乎在向年轻的育种人诉说一个道理：一味追求矮，不考虑产量，水稻育种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一株优秀的超矮秆稻，应该达到矮小与产量的平衡。

　　胡江和同伴们又把高度往上调。到了2008年，他们摸索出了超矮秆稻的黄金高度——近30厘米。产量稳定后，这些小稻子也有了正式的品种名：小薇——微小却生机勃勃的植物。

　　因为身形矮小、生育期短，小薇脱颖而出，成了一名“植物宇航员”。2022年，它又搭乘着神舟十四号，再赴浩瀚太空。

　　这一次，航天员刘洋带着小薇出现在电视上。

　　它努力汲取光源的样子，像极了南繁的人们。

　　带着太空微重力的“育种密码”，小薇回到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育种家仍在夜以继日，从基因层面不断优化它。

　　五

　　南繁路上，壮年小伙已是白发苍苍，美丽的姑娘晒黑了皮肤，抱怨爸爸的孩子早就长大……那些种子悄然发芽，改变了一方水土一方人。

　　现年72岁的陈照吉，已在南繁基地干了半辈子的科辅工，与科学家们亲如家人。科学家们北上的日子里，是他和同行默默守护着良田。

　　基地里，种子材料依然堆满院落，倒扣的胶鞋还晾晒在铁架上，来来往往的年轻面孔更多了，他们就像蓬勃的秧苗，成长在美丽的田野上。

　　九田冻，姚海根亲手种下的芒果又要熟了。椰影间，村民们仿佛又见到了老姚：他正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田里。

　　2026年秋，小薇又将种在海南的试验田里，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种子一起，等待新一轮的出芽……

　　今天，富庶丰饶的中国大地上，南繁的种子广为播撒，处处都有丰收的喜悦——那是东北黑土地上随风而动的层层麦浪，是雪域高原壮阔无边的青稞地，是黄河两岸绵延不绝的片片金黄，更是江南梯田边沁人心田的阵阵稻香……

　　风吹过，稻浪金黄，连绵起伏。

　　追太阳的人，又要出发了。

　　[1] 据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资料，我国南繁始于1956年。

　　[2] 1998年，该校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

　　[3] 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4] 现嘉兴农科院。

　　[5] 后文简称中国水稻所。

　　[6] 现台州农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