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尤建明

　　9月的文成，山风吹得游人醉。第二次踩着青石板来到这里，意大利汉学家乔治·卡萨齐（以下简称卡萨齐）仿佛是来赴一位几百年前的“笔友”刘伯温之约。

　　刘基，字伯温，文成县南田人，元末明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与宋濂、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2024年，卡萨齐着手翻译刘伯温的著作《郁离子》；今年，他又带着《刘基及其在世界文化中应有的重要地位》演讲稿，直奔温州文成。从翻译《徐霞客游记》，到《郁离子》意译本即将付梓，卡萨齐说，他很荣幸“把徐霞客带到了意大利”，而现在，他同样想将刘伯温介绍给意大利乃至全世界的读者。

　　一位编著了《汉意词典》、拿过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著名汉学家，为何跑到浙南大山里来“追星”？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卡萨齐。

　　东方版的达·芬奇

　　记者：听说您和刘伯温的缘分很早之前就开始了，能聊聊这段故事吗？

　　卡萨齐：这是一段无心插柳的缘分。早年，我在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当文化官员，翻译了《徐霞客游记》。那之后，我对翻译中国文化著作愈加感兴趣。2023年，我在中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时，偶然翻到《郁离子》编注本。看到《卖柑者言》里那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时，我一下子被戳中了，当时就和身旁的人感叹：“元末明初竟然有这样一位全才！”

　　2024年，在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的牵线搭桥下，浙江文成正式给我发来邀约，请我牵头完成《郁离子》意大利语全译本。这份跨越山海的翻译委托，刚好续上了我深耕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几十年的学术脉络。

　　记者：看完《郁离子》之后，刘伯温在您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卡萨齐：从许多方面来看，我认为他可以与列奥纳多·达·芬奇相提并论，是“东方版的达·芬奇”。达·芬奇是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刘伯温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两人都体现出跨领域的全才特质。

　　他从一名清正廉洁的地方官员，到深受皇帝倚重、具有非凡谋略的顾问，最终成为明朝开国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达到了极高的历史地位。

　　从他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卓越的政治才能、严谨的道德操守，以及始终能够将自己的谋划付诸现实的敏锐判断力和坚定行动力。可能有人会认为，高瞻远瞩的人容易不接地气，天天扎在具体事务里的人又看不到长远方向，可刘伯温偏偏是个例外。要是马基雅维利认识他，说不定要把他塞进《君主论》里，当理想政治人格的范本。

　　记者：很多人把《郁离子》叫作“中国版伊索寓言”，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卡萨齐：我不这么认为。寓言在欧洲文学中广泛存在，而且在政治领域也曾被频繁运用。早在古希腊时期，伊索就已经采用了这种形式。后来，罗马人也对其加以仿效。欧洲的这类文学作品经常让动物开口说话，而刘伯温则更倾向于让人物自己发声。但二者通过间接方式阐明论述中的关键要点这一策略是相同的。

　　“郁离子”这三个字，既是书名，也是刘伯温的自称。那时，他因不满元末吏治腐败，四仕四隐后弃官归隐于南田。他以寓言为刀笔，针砭时弊，寄寓理想。从批判元末官僚风气，到讲述贤者治世的必要性，《郁离子》不是那种随手写的小故事集，而是一部按主题串联的完整政治学论著。它具有那种“陌生又强烈”的冲击力，让读者只要翻开就忍不住读下去。

　　一个书名磨三月

　　记者：在翻译《郁离子》时，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很艰难？

　　卡萨齐：我想，每一位译者都会不断产生“把笔扔进荨麻丛”的冲动，尤其是在翻译一位生活在数百年前且身处世界另一端的作者时。一篇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几乎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这是因为，语言就像一块棱镜：它们接受的是同一道白色光束（即意义），却会将其折射向千百个不同的方向，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色彩。

　　记者：听说光书名翻译，就磨了几个月？

　　卡萨齐：这是我翻译生涯里最疯魔的一次。我翻遍吴从善、徐一夔等历代序跋作者和评注者的文本，发现不同时代对这个词的解读完全不一样：有人说“郁离”是文采繁盛的辉光，有人取“郁结不平、遁离朝堂”的失意隐者之意。

　　于是，连着三个月，我每周都追着两位汉学同事以及研究文艺复兴诗歌的教授请教，最终选择了“辉耀”（fulgente）这一译法，取“散发光明、照亮四方”之意。定稿那天，给徐永明教授发邮件，我自己都笑了：我编过庞大的《汉意词典》，都没为一个词熬这么久。

　　翻译到刘伯温写“火龙”等火器内容篇目时，我专门托北京的汉学朋友借来《明代科技史》，还翻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所有相关记载。做完这些功课后，我才能在译本对应页面加了三行译注，把这项技术的来龙去脉，完完整整讲给西方读者听。刘伯温身上这种跨领域的全才特质，西方读者看到后会觉得格外亲切。

　　记者：2024年，您第一次来文成实地调研，有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收获？

　　卡萨齐：感觉像开盲盒一样，很惊喜。当时，在文成南田走到一处半山腰凉亭歇脚，几个热心的本地人听说我来调研“伯温文化”，就连比带划，给我讲述当地传了几百年的故事：比如他年少在武阳书院读书过目不忘，又比如他提醒全村修田埂避过洪水侵害等等。

　　回去后，我跟意大利学生说：以前我只在书中看见刘伯温的谋略，站在他长大的山路上听当地人讲这些故事，才明白，书里那些智慧根本不是书斋里空想出来的，根就扎在这片泥地里。后来我特意在译本导言里，加了一小段南田的实地记述，为意大利读者还原这位东方智者生长的环境。

　　把伯温译给世界

　　记者：目前刘伯温在西方的知名度还不高，但您一直强调刘伯温在世界文化中“应有的重要地位”，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卡萨齐：今年4月，我在意大利作了题为《刘基：一个四季皆宜的中国人》的演讲。“四季皆宜”，是对刘伯温的思想跨越时空的概括——无论何种时代境遇，他关于善治、民本、人才、诚信的思考都能为当下提供镜鉴。而我这次来文成作演讲，也专门点明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性，就是想打破这种延续了几百年的偏见。

　　记者：之前您在文成参加了一场“伯温名著海外传播交流会”，那次交流对您来说有什么收获？

　　卡萨齐：当时，我脚下是刘伯温真真切切出生长大的土地，《郁离子》的译稿从这里出发去意大利，才算完成了跨越山海的文化接力。

　　后来我回国做了场小型分享沙龙。台下不少上过中文课的意大利学生追问译本的上市时间，还有同学主动申请帮我整理寓言配图，那份热烈反响让我更笃定：刘伯温的思想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我希望《郁离子》不久后能够在意大利图书市场与读者见面，并与《孙子兵法》《韩非子》等经典著作并列，进一步展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深厚底蕴和卓越成就。

　　记者：您觉得，读刘伯温的书，能给今天的年轻人带来怎样的启发？

　　卡萨齐：身处信息时代，我们都期待技术进步能带我们走向更理想的社会，但也能看到现实里存在种种落差，不少价值理念也容易被片面解读。

　　刘伯温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其实不在于玄妙的谋略，而在于一套务实的价值标尺。他告诉我们，看待世事、判断取舍，不要被口号、表象所裹挟，要看最终落到普通人身上的实际结果。

　　对年轻人而言，这意味着学会跳出虚浮的叙事，建立以民生现实为底色的判断眼光：不论外界潮流如何变幻，多关注真实的生活、普通人的处境，坚守济世务实的本心。